喜剧悲剧的感悟
Ⅰ 十万火急，谈谈你对用喜剧性情节表达悲剧性内涵手法的理解，结合例子谢谢
宁宗一--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儒林外史》的实践 在中外文艺史上，每个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认识生活、反映社会现实的独特角度，也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独特方式，总有他特别敏感和注意的人物，并由此形成他自己独特的形象体系。因此对一个作家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评价，必须抓住他的创作独特性，就是这个独特性成为其在文艺史上地位的最重要的标志。那么，什么是《儒林外史》的独创性呢?笔者认为，应该在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之中去寻找。正是伟大作家从社会悲剧出发，创造了自己的喜剧体系。正是在他的杰作《儒林外史》中把悲与喜、美与丑、崇高与滑稽融合无间，构成了一个浑然一体、别具一格的艺术世界。本文就是想就《儒林外史》中喜剧性和悲剧性两种因素融合的审美特色，进行一些肤浅的探索，就正于朋友们。 (一) 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在《儒林外史》中的实现，一方面是吴敬梓才能最突出最鲜明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小说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成果。好恶染乎世情，美丑因时而变。审美意识和审美活动的衍化、凝炼和质变，因时代、环境和民族特性而殊异。作为一种审美理想，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是在人类审美意识史进入全面综合阶段的时代背景中兴起的。这已为中外文艺实践和文艺思想的演变所证实。为了充分认识《儒林外史》悲喜融合的意义，有必要把它放置在世界文艺发展历史中进行考察。 古希腊文艺中，悲剧和喜剧有严格的界限，各自作为一种独立样式而存在和发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强调普通人的价值，在艺术上也要求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于是提出要打破悲剧和喜剧的界限。意大利戏剧家瓜里尼(1538-1612年)首先发难，创造了悲喜混杂剧这一新剧体，并写了《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1601年)，提出“悲剧的和喜剧的两种快感糅合在一起，不至于使听众落入过分的悲剧的忧伤和过分的喜剧的放肆。”与此同时，莎士比亚和很多造型艺术家都曾大胆地把悲与喜、现实与幻想、崇高与卑下、英勇与滑稽糅合在一起，并在这种糅合中塑造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格。18世纪德国伪古典主义重新拣起了悲剧和喜剧不可逾越的僵死教条，从而严重束缚了文艺的发展。狄德罗起而反对伪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认为把戏剧分割为悲剧和喜剧两种截然不同的剧体不合客观现实。他主张把悲剧和喜剧统一起来成为悲喜剧，即严肃的喜剧，并且自己身体力行，此后，雨果和别林斯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美丑对照”和“悲喜交织”的美学原则。雨果在他那篇被视为“浪漫主义宣言”“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的《克伦威尔·序》(1827)中提出: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一切都伟大、一切都崇高优美，世界万物是复杂、多面的，一切事物有正面也有背面，再伟大的人也有其渺小可笑的一面，“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西方美学家论美与美感》，商务印务馆1980年版，第75页。 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大大开拓了文学题材范围和表现手法，使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现实人生得以进入文学领域。别林斯基是在评论果戈里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时阐述了他的悲喜交融的美学理想的。他认为塔拉斯·布尔巴“充满着喜剧性，正像他充满着悲剧的壮伟性一样;这两种矛盾的因素在他身上，不可分割地、完整地融合成一个统一的、锁闭在自身里面的个性;你对他又是惊奇，又是害怕又是好笑。”他还赞扬果戈里的《旧式的地主》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含泪的喜剧”。但不久，法国戏剧评论权威弗朗西斯科·萨赛(1827-1899)在他的《戏剧美学初探》中针对雨果的《克伦威尔》的序言进行了驳难，提出“笑与泪的任何混合”都有破坏审美感受的危险，因此提出“喜剧与悲剧、滑稽与崇高之间绝对区别，再合理不过”的倒退理论。到了20世纪卓别林的悲喜剧的出现，特别是以后的综合美学的崛起，悲喜融合又提到了日程上来，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到这里达到了一个经历了正反合总体全程的最高度。 在我国，审美意识和审美活动的衍化和质变，与西方同中有异。我们民族美学中没有严格的截然对立的悲剧和喜剧的范畴。如同我国很多优秀的作品很难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来归类一样，我国很多作品的情调也很难用悲剧和喜剧来归类。笔者见闻有限，所知最早提出悲喜观念的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他在《淮南鸿烈》中提出:“夫载哀者闻歌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乐者，笑可哀者，载使然也。”这是提出人们主观感情上的差异对悲喜有不同的审美感受。关于中国传统的喜剧理论，似乎着重于批判的功能。梁·刘勰《文心雕龙》强调“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至于柳宗元提出的“嬉笑之怒，甚于裂眦”，算得上是传统中对于喜剧的美学理解了;而“长歌之哀，过于恸哭”，也算得上是传统中对悲剧的美学理解了。但是悲喜交融的审美理想和悲喜对照的艺术手法却大量地存在于我们各时代的文艺创作中。《诗经》名篇《东山》诗，悲喜形成了鲜明对照，它给欢乐注入了辛酸，又在哀愁和痛楚中插进了乐观的想象，从而达到感人肺腑的力量。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含泪的笑和含笑的泪水乳交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种达到“狂”的极度欢乐情绪是以“涕泪满衣裳”的形式表现的。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诗学名著中把这些概括成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审美经验，即“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与西方早期戏剧中悲剧和喜剧壁垒森严不同，我国传统戏曲，悲喜从来是混杂的，讲究“庄谐并写”“苦乐相错”，纯粹的悲剧和喜剧较为少见。即使像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典型的大悲剧《窦娥冤》也有丑的插入，梼杌太守的打诨不仅没有破坏悲剧气氛，而是让观众在鄙笑中建立不妙的预感和批判的态度。无名氏的公案世态喜剧《陈州粜米》用了一整折写了张■古被打死的惨剧。王实甫的爱情剧《西厢记》交织着多种因素，有悲剧的，有喜剧的，有庄严的，也有轻松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消长。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不乏悲喜剧式的人物和情节。《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通过喜与悲的交替发展构成了对比和反衬。根据我国戏曲中悲喜交织以及喜剧性的行动中隐藏着深刻的悲剧因素的现象，明代的祁彪佳在《远山堂剧品》中提出了“于歌笑中见哭泣”的说法。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则提出了“寓哭于笑”的观点，认为这是和道学家们的“板腐”、“板实”、“道学气”相悖的“机趣”。他所说的“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科诨妙境，就是指悲剧和正剧中插入喜剧人物和喜剧情节，构成了戏剧情境的丰富多彩。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说部里，有许多杰出的单纯悲剧小说和喜剧小说。但是同戏曲一样，属于悲喜剧性的小说则显得格外出色。那些描写广阔生活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当然同时存在着悲、喜剧人物和悲、喜剧的情节，就是那些精致的短篇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卖油郎独占花魁》、《玉堂春落难逢夫》等，完全可以说是人生悲喜剧的真实写照。它们都是把悲与喜、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粗俗相对照，从而展示出一幅幅社会风俗画。 通过上面的粗略考察，不难看出，由于时代不同，民族生活和文化传统不同，文艺思潮的流变和审美活动也不同。但是他们却不谋而合地把悲喜融合看作是艺术美的极致，是他们竭精殚虑地企望奔赴的美的高峰。他们当中的杰出人物似乎都发现了一条规律:悲和喜的对比映衬，相反相成，能激发出比单纯的悲和喜更深刻更丰富的审美感情，更能真实完美地反映充满矛盾的复杂生活。 吴敬梓在他生活的时代，当然还不可能借鉴西方小说创作的经验。形成他创作的特色的，仍然是中国传统文艺的影响。他的思想和作品无不浸润着中国民族的长久的优秀的战斗传统和人民的审美理想。我国传统的诗歌、戏曲、小说等艺术样式中悲喜因素往往是混杂的。但是它们的基本构成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悲喜映照和衬托;一种是一悲一喜交递发展，各自向自己的方向伸展;第三种则是前悲后喜，或前喜后悲。悲剧性和喜剧性两种美学元素还没有完全达到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吴敬梓不满足于悲与喜的并存，而是探索如何把二者融合在一起。 《儒林外史》终于取得了艺术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它不仅把可悲的、滑稽的、抒情的、哀怨的互相穿插，而且把喜剧的、悲剧的、正剧的、闹剧的各种审美元素糅合在一起，把人们看来似乎对立的艺术因素兼收并蓄，不仅没有带来风格上的杂乱，而是给他的小说带来了艺术上的绚丽多彩，带来了更大的生活真实，带来了哲学的概括和诗意的潜流。《儒林外史》是继17世纪诞生的《堂·吉诃德》之后，19世纪诞生的果戈里、契诃夫作品之前，将喜剧性和悲剧性融合得最好的艺术品。这些辉煌的不朽的巨著虽然走过的是不同的美的历程，但最后都攀登上了悲喜融合的美的峰巅。 (二) 讽刺大师吴敬梓是用饱蘸辛酸泪水的笔来写喜剧，来描绘封建主义世界那幅变形的图画的。他有广阔的历史视角，有敏锐的社会观察的眼光，因此，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的潜流。这就是说，他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到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这是《儒林外史》喜剧性和悲剧性融合的重要特点之一。 讽刺效果最揪动人的心灵的是那些原本出身下层，然而在挣扎着向上爬的人物的悲喜剧。这里的几个人物，堪称吴敬梓讽刺典型的精品。 周进和范进都是在八股制艺取士的舞台上扮演着悲喜剧的角色。一个是考了几十年，连最低的功名也混不到，感到绝望，因而痛不欲生;一个是几十年的梦想突然实现，结果喜出望外，疯狂失态。他们并不是天生怀有变态心理，而恰恰是功名富贵把他们诱骗到科举道路上，弄得终日发疯发痴、神魂颠倒，最后走向堕落的道路。吴敬梓在这里送给读者的不是轻率的戏谑和廉价的笑剧，而是那喜剧中的庄严的涵义。当周进刚一出考场，作者就点染了那个世风日下恶俗浇漓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这个考到胡子花白还是童生的主人翁的内心感受应该怎样?梅玖的凌辱，王举人的气势压人，最后连一个每年十二两银子束修的馆也丢了。从这些描写里，无不深切入微地揭示了他积压在内心的辛酸、屈辱和绝望之情。因此一旦进了号，看见两块号板，“不觉眼睛里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上去，昏厥于地，就成为事所必至，理有固然了。范进中举发疯，这是因为时时热切盼望这一日，但又从来没有料到会有这一天，这猛然的大惊喜，使他长久郁结之情顿时大开，神经不能承受。那发疯的状态和过程，无不使人发笑，又无不令人惨然。始而怜悯，继而大笑，最后是深深的悲愤。读者的这种心理过程，正是对周进、范进的悲喜剧的艺术感受的过程。正因为吴敬梓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因而更能撩人心绪，发人深省，这喜剧中的悲剧因素，包含着深邃的社会批判性。 但是，对于吴敬梓这种直接的现实写照背后，具有的那股深深的悲剧性的潜流，并不是容易一目了然的。有的研究者就曾认为范进只是一个可笑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可悲的人物，把可悲和可笑截然分开。《“美”的探索》的作者就持此观点，书中指出:“范进和孔乙己可以说都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但前者是喜剧的，后者却具有悲剧的成分和因素。因为范进仅仅是一个封建功名利禄的狂热追求者，甚至因中举而喜得发疯了的人物，在性格上没有正面因素的成分。。。所以我们说，如果范进是一个十足可笑的喜剧人物，那末孔乙己虽然也是可笑的人物，但同时也是为人所同情的可悲的人物。”这里我们且不论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周进和范进一类人物典型的延长，他们同属于一个“家族”(这关系到人物形象的历史积累和典型人物之间的继承和发展诸问题)。仅就范进这一典型来说，他完全不同于吴敬梓笔下的彻底否定的反面典型严监生兄弟和牛浦郎等，这样的人物确无悲剧性可言。然而范进和周进一类讽刺人物却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在本质上是悲剧性的。著名剧作家李健吾先生有个高论:喜剧往深里挖就是悲剧。信然。在喜剧性和悲剧性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施昌东:《“美”的探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91-392页。我们把原来社会地位卑下，生活无着以及精神上的空虚、颟顸和绝望看作是范进的悲剧性，那未免是皮相之谈。在我看来，范进的悲剧性不是命运和性格的原因，也不是有没有“正面素质的成分”的问题，而是罪恶的科举制度，是举业至上主义把一个原本忠厚老实的人、生活中的可怜虫的精神彻底戕害了。因此，他后来中举时痰迷心窍，发狂失态的带有闹剧色彩的场面是接近于悲剧的。在这里悲剧不是浮在喜剧之上，而是两者熔为一炉，浑然一体，最惹人发笑的疯狂的片断恰恰是内在的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当吴敬梓在揭示范进形象的内容时，他像一位高级艺术摄影师那样，他“拍”下了形象的喜剧脸谱，“观众”在脸谱后面看到的，不是被笑所扭歪的人的脸，而是被痛苦所扭歪的脸。 是的，吴敬梓喜剧中的悲剧笔触不像一般悲剧中那样浓烈、哀恸欲绝、慷慨悲歌，而是一种辛酸的、悲怆的哀怨之情。鲁迅先生所说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就近似这样的意思，所谓“含泪的喜剧”正是这种色调。 悲剧的因素常常蕴藏在生活的深处，在作品情节构思的背后，就如上文分析的那些悲剧契机，常常是不能够一目了然，一语道破的。这一点在《儒林外史》的其他人物活动中同样表现出来，比如马二先生，实际上也是一个青春被科举制度所牺牲，思想被八股教条所僵化的老学究的典型。他不同于周进、范进之处就在于他最终也没爬入官场。 在《儒林外史》的讽刺人物画廊里，马二先生不失为一个善良的读书人。他虽然迂阔，可是对人诚恳，做人朴实，又慷慨好义。然而他的可笑和可悲却在于他丧失了现实感。二十多年科场失利，仍然是一个虔诚的举业至上主义的信徒;为宣传时文奔走一生，最终仍一无所得。他既看不清周围的现实，又丝毫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处境，内心中始终燃烧着炽热的功名欲望，弥久不衰。马二先生的全部喜剧性就在于这个人物性格中的主观逻辑和生活的客观逻辑发生了矛盾。正是这个社会性的矛盾才构成了马二先生喜剧性形象的基础。 但是马二先生又是一个具有双重悲剧的人物，他的悲剧正是通过喜剧性格的发展而构成的。马二先生是八股制艺的受害者，这已是够可悲的了，然而在屡屡碰壁之后，仍无一星半点的觉醒，这是更大的悲剧。最可悲的是，他是那么真诚地执着地引导别人去走自己已由实践证明了走不通的老路，于是他变成了一个用“好心”帮助他人演出悲剧的悲剧人物了。匡超人的堕落是一明证，而且匡超人后来对他的忘恩负义，何尝不是对他的“好心”的一种惩罚呢?吴敬梓对马二先生并没有采取抨击性的和愤怒的讥笑，而是采取了无伤大雅的戏谑和幽默，作者好像和我们读者一道在一种感情默契中共同陷入对人生哲理的深长思索。 在《儒林外史》中，我们从吴敬梓所写的众多人物的每一个富有喜剧性的行动中，几乎都可以挖掘出隐藏在深处的悲剧性潜流。即使着墨不多的范进的老娘、严监生的妾赵氏都有值得品味的社会性的内涵。范老娘演出的是一场大欢喜的悲剧，而赵氏演出的则是一场空欢喜的悲剧。至于那位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更是畸形社会的特殊产儿。在鲁编修熏陶下，她在晚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部八股文，“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当她发现自己的夫婿不长于此道时，在痛苦之余，又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女，每天拘着刚满四岁的儿子“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每晚“课子到三四更鼓”。这简直是:八股之祸，被及幼童了。这里作者虽然用的仍然是不动声色的幽默的笔调，但悲愤的感情已经冲破喜剧的外壳，溢出纸面，读后怎么能不使人长叹息啊! 鲁迅说:“泪和笑只隔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泪的深味的人，才真正懂得人生的笑。”吴敬梓一生饱尝了人间的艰辛困厄，因而对一切不幸的人总是怀着一颗纯真、仁爱、宽厚的同情心。在他刻画非统治集团的讽刺人物时，似乎越来越笑不起来了，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更多的悲剧性，甚至讽刺形象的悲剧色彩，压倒了喜剧色彩，单纯的喜剧形象让位给大量的悲剧的性格。在这些“失掉了笑”的讽刺形象中，关于王玉辉的一束精彩的速写，是令人欷歔不已的。 王玉辉的女儿自杀殉夫的故事本来是一出人间惨剧。王玉辉本质上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但作者却偏偏让他扮演喜剧角色。吴敬梓对王玉辉身上那种腐朽的、野蛮的、荒唐的方面，给予酣畅淋漓的揭露和讽刺。谁能忘怀王玉辉鼓励女儿自杀殉夫的那一番高论，谁又能忘怀当女儿真的绝食殉夫以后，他那“仰天大笑”的反常行动?然而这里的一“言”一“行”，实际上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借用卓别林《舞台生涯》的一句台词:“人硬是做出可笑的样子，该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来作为对王玉辉这个穷愁潦倒、被社会遗弃的灰色知识分子的人生写照是再合适不过了。吴敬梓对于王玉辉这个喜剧典型是抱着深沉哀怜的。他的笔锋所指，在于深入地剖析了造成这种乖谬可笑现象的社会根源。在笑的后景上是严酷的、令人忧郁的现实。 《儒林外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吴敬梓的一部“心史”。作者对于人物的挖苦、嘲笑，并非是对个人的人身攻击，相反却是怀着一种深切的同情。作者好像坚决相信:人多是一些善良的，他们只是受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作弄，以致迷失了本性，陷入了这样堕落无耻、愚妄无知的不堪的地步。因此，我们读《儒林外史》总是觉得作者“是用胆汁，而不是用稀薄的盐”写出他笔底的可悲又可笑的人物的。 匡超人是吴敬梓用最深沉的感情写出的一个血肉饱满的人物。他用他那柄犀利、明快的解剖刀，毫不留情地挑开科举制度下一个丑陋、颤栗的灵魂，并发出冷峭的笑。但是，吴敬梓要告诉人们的，却是一个人的精神生命的毁灭，一出真正人性沦丧的悲剧。 匡超人本来是一个多么纯朴善良的农村青年呵!他用自己的辛勤的汗水来养活父母。这样的人，在正常的社会，理应具有正常的美好的人性。可是在一切都颠倒了的世界里，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举业至上主义的毒菌，恶俗浇漓的世风，使他的正常的人性完全被扭曲了，学会了一套吹牛拍马、坑蒙拐骗的本领。他可以任意诋毁曾经在危难时救济过他的马二先生，他无耻地伙同市井恶棍假刻印信、短截公文、代做枪手、选时文、充名士、攀高结贵、奔竞权门，最后竟然停妻再娶。这已经不仅仅是劳动者美好人性的异化，而且是人性的泯灭。匡超人的正常人性的质变和精神毁灭的悲剧，是“圣人”和圣人之徒戕害的结果。吴敬梓以现实主义的清醒的目光，含着讽刺家的忧伤的嘲笑，通过匡超人的堕落历史，既把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又将那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嬉笑中带有严肃、深长的思索。这种冷中有热，冷中含愤，笑中有悲，笑中有恨，正是《儒林外史》悲喜融合的独特色调。 吴敬梓是笑的大师。他的喜剧激发着各种各样的笑，嘲讽的、戏谑的、幽默的、欢乐的。同时，有爱的笑，也有恨的笑。但是作为基调的笑声，则是浸透着泪水的、含泪的笑，是发人深省的笑，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笑。正是在这悲喜融合中，包含着作者深邃的社会批判力。笔者非常同意何其芳先生如下的论断:“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这是《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来看，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的标志。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儒林外史》是第一部显著地具有这种标志的小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吴敬梓并不仅把悲喜融合的美学原则用之于讽刺人物，而且还用之于肯定人物。何其芳先生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如果说吴敬梓所批判的事物是很好理解的，他的理想和他根据这种理想而写出的一些肯定人物却就比较复杂，比较不易说明。”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作者没有从“好人”的概念中去衍化人物的感情和性格行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他真实地写出人物的两重色彩，也就是说作者写这些人物时“爱而知其丑”。乔治·桑在同福楼拜讨论人物性格塑造时提出，真正的艺术大师笔下的典型人物应当“不是或好或坏，而是又好又坏。”话说的既中肯又深刻。关于杜少卿，这是向来被研究者看作是作者取他自己的影子而创作出来的一个肯定人物，在书中被称赞为“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傲然独立于儒林各色人等之外。他重孝道，又慷慨重义，经常把大捧的银子拿出来帮助别人，结果田产荡尽，靠“卖文为活”，却依旧“心里淡然”。可是这个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杜少卿却又远离人民，几乎不知身边还有另外的生活，因此他不可能看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和道路。结果热情消失，梦想破灭，只落得整天无所事事，沉溺于诗酒与遨游之中，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他虽然蔑视功名富贵、鄙弃举业，但又无力与这个社会决裂。他对社会有一定清醒的认识，但乏于实际的行动，这就是他最终成为悲剧性人物的根本原因。但是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颇为淡雅清高的豪华公子，在家乡却又与市井恶棍张俊民和儒林败类臧荼结为知己。一方面他可以嘲骂臧荼“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另一方面又拿出三百两银子为这个“匪类”买来一个廪生，而他又明明知道臧荼买廪生是为以后“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杜少卿只顾自己的“慷慨好义”，实际上却是鼓励别人作恶。难怪娄焕文临去时批评他“不会相与朋友”，“贤否不明”。这种昧于知人和娄三娄四公子一类人物又有何不同呢?这种美丑不分、贤否不明简直是对“品行文章当今第一”的讽谕。杜少卿行为引发人们的笑，是由于不协调产生的。因为外表与内心，意图与效果，现象与本质，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不协调都可以引起人们的笑。杜少卿的悲喜剧都来源于这个“不协调”。而这正是作者对小说反讽模式的一种探索。 《儒林外史》既不是莎士比亚式的穿插着喜剧因素的悲剧，也不是我国传统戏曲小说中那种悲喜混杂和对比映衬，而是悲和喜的融合，具有新的含义的新元素。在艺术史中，当然有许多非常杰出的单纯的喜剧和单纯的悲剧，然而真正含泪的笑或含笑的泪，则往往是对生活的深刻揭示和对人物心灵深入开掘才可能产生的美学效果。悲和喜的相反相成和彼此渗透，能激发比单纯的悲和喜更深刻更丰富的审美感情，这是由《儒林外史》的艺术实践所证明了的。 (三) 悲剧性和喜剧性融合的美学原则，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更真实更完整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更真实更完整地揭示人物的“心灵的辩证法”的问题。一般地说，传统的喜剧性格往往单纯突出性格的某一方面，如悭吝、贪婪、伪善、吹牛、拍马、好色等等，以此作为喜剧性的基础。但是，忠实于生活的吴敬梓却看到了社会和心理因素的丰富意义产生了具有生活中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喜剧性格。而且在喜剧性格中注入了辛酸的、哀怨的、痛苦的、愤激的悲剧因素，于是人物开始超越了固定的角色类型的框框。因此，在吴敬梓笔下的那些成功的喜剧形象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两重色彩，这就是后来雨果提出来的“双重的动因”说。
Ⅱ 鲁迅是怎样评论喜剧与悲剧的
鲁迅说评论喜剧与悲剧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出自于鲁迅925年发表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本文最初发表于《语丝》周刊第15期：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2)喜剧悲剧的感悟扩展阅读：
雷峰塔与鲁迅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论雷峰塔的倒掉》是妇孺皆知的名作。然而除此之外，鲁迅先生的另外一篇关于雷峰塔的文章，知道的人可能不太多。不过先生的那句“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的名言，学文学的人却几乎不会不知道。
1925年2月6日，也就是他的第一篇关于雷峰塔的文章发表后的一个多月，鲁迅先生又拿起了笔，对那些迷信塔砖吉利挖砖不已、最终导致塔毁的人，投出了“匕首和投枪”。
鲁迅先生欣喜于雷峰塔的倒掉，以大手笔作小文章贺之，不知听闻现今重修是何种感叹。今天的人们是无暇关注雷峰塔的倒掉与耸立的，他们太忙了，自己的事情多得做不过来，关于雷峰塔的事，真的没时间分散精神。而读过鲁迅这篇文章且也会讲《白蛇传》的活着和死去的人们，大多以自己的经历，明白了雷峰塔从来都不曾倒掉，反而，又使用了水泥、钢筋等等一系列的新型建筑材料，变得愈加坚固，即便是鲁老爷子这样的悍将，也奈何它不得了。
网络-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Ⅲ 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的好段加感想
莎士比亚隽语钞</B>
莎士比亚是有史以来词汇量最多的作家，至今没有人能超过他。
新的火焰可以把旧的火焰扑灭；
大的苦痛可以使小的苦痛减轻。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聪明人变成了痴愚，是一条最容易上钩的游鱼；因为他凭恃才高学广，看不见自己的狂妄。
愚人的蠢事算不得稀奇，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他自己愚笨。
《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
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
习惯简直有一种改变气质的神奇力量，它可以使魔鬼主宰人类的灵魂，也可以把他们从人们的心里驱逐出去。
《哈姆雷特》(Hamlet)
我没有路，所以不需要眼睛；当我能够看见的时候，我也会失足颠仆，我们往往因为有所自恃而失之于大意，反不如缺陷却能对我们有益。
不要借钱给别人，也不要向别人借钱；借钱给别人会让你人财两失，向别人借钱会让你挥霍无度。
你可以怀疑星星是火焰，怀疑太阳会移动，怀疑真理是谎言，但绝对不要怀疑我爱你。
《李尔王》(King Lear)
要一个骄傲的人看清他自己的嘴脸，只有用别人的骄傲给他做镜子；倘若向他卑躬屈膝，不过添长了他的气焰，徒然自取其辱。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
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世人都容易为表面的装饰所欺骗。
没有比较，就显不出长处；没有欣赏的人，乌鸦的歌声也就和云雀一样。要是夜莺在白天杂在聒噪里歌唱，人家绝不以为它比鹪鹩唱得更美。多少事情因为逢到有利的环境，才能达到尽善的境界，博得一声恰当的赞赏。
《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
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了好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在一切怪事中，人们的贪生怕死就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情。
行为胜于雄辩，愚人的眼睛是比他们的耳朵聪明得多的。
《英雄叛国记》
疑惑足以败事。一个人往往因为遇事畏缩的原故，失去了成功的机会。
最好的好人，都是犯过错误的过来人；一个人往往因为有一点小小的缺点，更显出他的可爱。
《量罪记》(The Measure of Measure )
他赏了你钱，所以他是好人；有了拍马的人，自然就有爱拍马的人。
《黄金梦》
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
《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
赞美倘从被赞美自己的嘴里发出，是会减去赞美的价值的；从敌人嘴里发出的赞美才是真正的光荣。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黑暗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探察他的居心。
《麦克白》(Macbeth)
要是你做了狮子，狐狸会来欺骗你：
要是你做了羔羊，狐狸会来吃了你；
要是你做了狐狸，万一骗子向你告发，狮子会对你起疑心；
要是你做了骗子，你的愚蠢将使你受苦，而且你也不免做豺狼的一顿早餐……
《黄金梦》
魔鬼为了陷害我们起见，往往故意向我们说真话，在小事情上取得我们的信任，然后我们在重要的关头便会堕入他的圈套。
《麦克白》
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做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倘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一报还一报》
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他一味对镜自赏，自吹自擂，遇事只顾浮夸失实，到头来只是事事落空而已。
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也必须在他们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再由感受他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会体会到他本身的价值的存在。
还有《莎士比亚戏剧集》
Ⅳ 喜剧和悲剧哪个更让人感觉深刻呢
偶个人认为，悲剧要比喜剧让人印象深刻，首先人们大多还是想看到专美好的结局，当结局称属心如意了，不再有遗憾了，过阵子就回忘记，悲剧会让人心里总有一点遗憾留着，所以感觉会比较深刻，如果故事恰好和自己身上发生的差不多，那感触会更深刻了，暴力美学大师北野武说：“最残忍的暴力就是把刚刚诞生的美好摧毁给人看”足以说明悲剧的魅力了。
Ⅳ 举例谈谈你对喜剧与悲剧的理解
其实喜剧
只不过是人们逃避现实的麻醉剂
他们把生活中好的一些片段扩展了
拍成电影
就成了所谓的喜剧
而悲剧
则是比较悲观的人
把生活中不好的一些片段扩展了
变成悲剧
只是生活就是生活
没有所谓的悲剧或喜剧
所有的大喜大悲
都是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忘的
其实生活本就是悲喜交加的
太过于相信有所谓的悲喜剧
只会显得太逃避现实
活在现实才是最真的
Ⅵ 举例谈谈你对喜剧与悲剧(影视范围)的理解
悲剧将人来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源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的说法虽不能作为定义，但却抓住了讽刺喜剧的内核。讽刺与幽默是人的智慧的最高表现，即使是“正喜剧”也需要借助讽刺与幽默。事实上，悲喜剧精神是人对待人生的两面：对于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表示愤怒、悲伤和沮丧，就是一种悲剧的态度；对于生活中无价值的东西被揭露感到高兴，就是喜剧精神。喜剧中往往包含着悲剧的底蕴；悲剧也渗透着乐观的因素。到了现代，悲喜剧交相混杂，不仅有悲喜剧，还有荒诞剧、黑色幽默等错综复杂的美学形态。一个喜剧艺术家可能心底是极其悲哀的。
Ⅶ 求一篇对喜剧和悲剧看法的作文，400字，急，在线等!!!!!!!!!!
无论是文学艺术中的悲剧还是喜剧，都根源人的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表现。然而它们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实生活。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悲剧”一词，人们也常常把一些不幸的、痛苦的事情称作“悲剧”，然而严格说来，这只是一些“悲惨的事件”，不属于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与文艺美学的悲剧在内涵上的区别可以有如下几点：
第一，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概念是极广泛的、不严格的、零散的，它与“悲惨的事件”等同。而艺术中的悲剧却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审美形态，其首要任务是描写尖锐激烈的社会冲突，并且代表进步正义的一方暂时毁灭，激发人们崇高的审美感。
第二，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可以是必然的，但绝大多数是偶然的，一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发生。但艺术中悲剧都涉及人与人或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悲剧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三，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可以以丑为对象。但艺术中的悲剧主人公必然代表正义的力量，策略上可能有缺陷，但伦理人格上必须是完善的。
由此，我们可以给美学意义上的悲剧范畴的内涵作这样的界定：悲剧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其中，“历史的必然要求”是指那些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代表民意的正义、进步的力量，或是善良、光明、美好的杰出代表，就是那种既符合真、又体现善的崇高势力；“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旧势力暂时占据优势，阻止代表“历史必然要求”的理想的实现与追求，并使它们遭受暂时的挫折与失败，使其合理要求得不到实现。
鲁迅先生关于悲剧也有过一句著名的论断：“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从悲剧的最终结果上来认识悲剧的本质的，悲剧最终是以“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而结束的。“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正是符合历史必然要求的东西，正是这种有价值的人生的被毁灭，客观上赋予了人生以一种非常严肃的意义，进而使人们在同情与怜悯之中萌生了对善良、正义和真理的渴望，形成了一种悲剧性的审美效果。
这里，我们可以从三方面阐述一下悲剧的美学特征，以加深我们对悲剧范畴的理解。
第一个特征，悲剧的主人公必须是正面人物。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这就规定了悲剧主人公善的品格。这里所说的“正面人物”，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英雄人物，又包括那些默默无闻的平凡的小人物（《祝福》中的祥林嫂），但是他们共同一致的品格是进步、纯洁、善良。
正面人物是多种多样的，其内心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有的悲剧主人公不但以美的魅力去吸引观众的注意，而且以善的品质去引起观众的同情与怜悯。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以死殉情，用人文主义克服家族封建意识；还有的悲剧主人公内心深处充满了真理与谬误、进步与落后的激烈斗争，斗争的结局是：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真制服了假，善克服了恶，美战胜了丑，然而却在这一倾刻遇到失败或毁灭。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的奥赛罗、《李尔王》中的李尔等。之所以悲剧主人公要是正面人物，这主要原因是为了唤起人的同情感，产生悲剧效果。
第二个恃征，在悲剧冲突的展开中，用美的毁灭来否定丑的存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充满了善与恶、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新生力量在强大的邪恶势力之下暂时毁灭了，失败了，造成了悲剧，但是，悲剧可以摧毁一个崇高伟大的人，却不能摧毁一个人的崇高伟大，美的被毁灭只是具体形式，其精神却完全战胜了丑和邪恶势力。如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取火造福，而被判永久锁在悬崖绝壁上被凶鹫啄食肝脏，岂不悲壮！然而他的精神之壮美却永远存留天地之间，并彻底战胜了宙斯的凶残。
第三，从悲剧效果来看，怜悯、恐惧、陶冶、净化、提升——这是欣赏悲剧逐步展开的心态感受。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必然首先要唤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进一步在领略悲剧美的过程中，使自己的心灵得到陶冶和净化（即情感上的熏陶、感染与升华）。“恐惧”，是因为美的毁灭而引起的惊骇之情，但这种恐惧要适度，过多或不足，都可能影响悲剧的效果。由于悲剧的特殊性，它不但给人莫大的审美愉悦，还会给人以真的启迪：理想的道路并不平坦，而是充满了艰辛曲折；要实现理想目标，必须经受住挫折，准备付出代价，以赢得更加光明的未来。
我们再来看喜剧。喜剧在通常情况下被当作戏剧的一种类型，但作为美学范畴的喜剧，它指的社会生活和艺术领域中一切喜剧性的审美现象。同悲剧一样，现实生活中的喜剧与艺术美学中的喜剧也不能等同，其区别是：第一，现实生活中的喜剧现象较为广泛零散，没有一定的集中形态，因之不一定具有审美价值。而艺术中的喜剧则具有强烈的审美形态，既表现了现实中的喜剧性冲突，又表现了主体的审美态度；第二，现实中的喜剧现象可以是必然的本质的，但大量却是偶然的（如善意的挖苦、讥笑），但在艺术中，喜剧必然排除偶然性，并且集中表现喜剧性本质；第三，现实中的喜剧缺乏鲜明的否定性，有时还可以伪善的面目出现，但艺术中的喜剧具有鲜明的否定性与批判性，它是美对丑，善对恶的彻底胜利。
如果说悲剧是通过五对美的暂时的优势而表达人生的严肃，并揭示美的理想的话，那么喜剧则是通过对丑的彻底否定和批判，来表达人们对美的理想追求，并体验胜利后主体人格的愉悦与轻松。质言之，悲剧是对美的间接肯定，而喜剧则是对丑的直接否定。喜剧在其具体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名实不符、以假乱真、当众出丑等。这里我们结合论述喜剧的基本特征谈一谈。喜剧的特征有如下几点：
第一，揭穿旧势力、旧世界的内在空虚本质和无价值形式，以激起人们最后埋葬它的勇气和力量，这是喜剧的最基本特征。鲁迅先生在讲了“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之后，紧接着又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喜剧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当丑的恶的东西已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但仍与善进行挣扎，并以美的形式来掩饰其空虚、愚蠢的内容，因而呈现出种种可笑的丑态，使审美主体在自由、轻松的感性形式中，以笑来嘲笑、揶揄丑。人们在嘲弄丑时，看到了恶的渺小与空虚，因而体现出告别旧势力的自豪、优越、愉快的审美感。
第二，笑是喜剧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笑也是喜剧性在欣赏者生理上的集中反映。喜剧来自笑，通过笑的形式才得以实现人格的轻松。也只有当笑用于否定丑、肯定美时，才构成喜剧。什么是笑？美学史上，许多美学家对此作过有意义的探讨。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因为他认为在一切引起活泼的憾动人心的大笑里必然有某种荒谬悖理的东西存在着；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喜剧性的笑是“感性形式压倒理性内容，从而表现其空虚。”柏格森强调“笑是处于内在矛盾对立的对象中的机械性压倒生命性的结果。”马克思认为笑首先是人对社会或艺术中的喜剧现象所处的一种主观态度，是对丑的东西的一种情绪上的反映，因此笑的内容是社会性的。通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笑与人的不正常的语言、行为等因素相联系，也与日常生活中的背离情理的现象有关，如成年人头上戴一顶婴儿帽，一个现代裁缝扮演一个罗马大将去演悲剧，一个猴子穿上一件上衣等都会令人发笑。喜剧大师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扮演的工人拧螺丝的动作，是机械的生产动作形成的。后来，成了习惯动作，见了什么都想拧，便十分滑稽可笑了。
第三，夸张也是喜剧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堂吉诃德的形象便融入了许多夸张手法，卓别林的喜剧动作也是通过变形夸张进行的。但是夸张要抓住实质，表现要适度，否则就引不起喜剧性美感，反而可能生厌、流于浅薄。
随着时代的变化与进步，悲剧与喜剧在其内涵和形式上都将有很大的变化，随着人们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对于悲剧和喜剧的效果将有新的独特的理解。如对于悲剧主人公的失败或灭亡的命运，也不止停留在一般的怜悯同情上，而是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即在内心里产生这样的欲念：为了人类的理想，为了我们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斗争，这样悲剧在更高的意义上就成为催人向上的力量。再就喜剧来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艺术的喜剧表现往往也以正面人物为主人公，但此时并不是以讽刺和否定为主，而是亲切地微笑着表现正面事物的风味，肯定和赞扬美的事物，有时候也通过善意的笑声使人们意识到自己也有类似的缺点和错误，在笑声中人们悄悄地和自己的过去告别，并从中获得否定自己的错误走向更加美好生活的勇气。
在和平社会环境里，喜剧将成为人们越来越喜爱的审美形式，人们向往轻松愉快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喜剧的审美格调和品位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要注意表现人民内部生活的喜剧，要用幽默来衬托正面人物的优秀品质，用喜剧活跃人民的精神生活。总之，在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审美实践中，我们固然需要塑造崇高的美，但也需要创造出反映明朗欢快生活基调的喜剧的美
Ⅷ 有谁知道中国古代十大喜剧，十大悲剧的观后感
《窦娥冤》（元）关汉卿《汉宫秋》（元）马致远《赵氏孤儿》（元）纪君祥《琵内琶记容》（明）高则诚《精忠旗》（明）冯梦龙《娇红记》（明）孟称舜《清忠谱》（清）李玉《长生殿》（清）洪升《桃花扇》（清）孔尚任《雷峰塔》（清）方成培
十大喜剧：《救风尘》(元）关汉卿《墙头马上》（元）白朴 《西厢记》（元）王实甫 《李逵负荆》（元）康进之《看钱奴》（元）郑廷玉《幽闺记》（元）施惠《中山狼》（明）康海《玉簪记》（明）高濂《绿牡丹》（明）吴炳 《风筝误》（清）李渔
Ⅸ 悲剧和喜剧所表达的人生感受是什么具体些！
《窦娥冤》剧照
悲剧是戏剧主要体裁之一，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它的主人公大都是人们理想、愿望的代表者。悲剧以悲惨的结局，来揭示生活中的罪恶，即以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悲剧渊源于古希腊，由酒神节祭祷仪式中的酒神颂歌演变而来。在悲剧中，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但其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激情预示着胜利、成功的到来。悲剧撼人心魄的力量来自悲剧主人公人格的深化。在戏剧史上，根据悲剧所涉及生活范围的不同，一般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为英雄悲剧。它往往表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的重大题材。直接表现各派政治力量、不同阶级之间的正面冲突。其二为家庭悲剧。表现家庭之间、家庭内部各种复杂的伦理关系及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道德法则酿成的激烈的矛盾冲突及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其三为表现“小人物”平凡命运的悲剧。与“小人物”相对立的是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有形与无形的巨网。最后一种其表现的矛盾冲突贯串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展现着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艰难历程。
喜剧是戏剧的一种类型，一般以夸张的手法、巧妙的结构、诙谐的台词及对喜剧性格的 喜剧之王周星驰
刻画，从而引人对丑的、滑稽的予以嘲笑，对正常的人生和美好的理想予以肯定。喜剧源于古希腊，由在收获季节祭祀酒神时的狂欢游行演变而来。在喜剧中，主人公一般以滑稽、幽默及对旁人无伤害的丑陋、乖僻，表现生活中或丑、或美、或悲的一面。由于喜剧表现的对象不同，艺术家的角度不同，手法不一致，所以，喜剧可划分出不同的类型。其中包括讽刺喜剧、幽默喜剧、欢乐喜剧、正喜剧、荒诞喜剧与闹剧等。 一般说来，讽刺喜剧以社会生活中的否定事物为对象。欢乐喜剧则强调人的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正喜剧从表现生活的否定方面变为表现生活中肯定的方面，笑不再用来针砭人的恶习、缺点、卑下，而主要用来歌颂人的美德、才智、自信。荒诞喜剧则把人生最深层的苦难与将死扭曲，送进颠倒的喜剧王国。而闹剧一般属于粗俗喜剧之列，即通过逗乐的举动和蠢笨的戏谑引人发笑而缺少深刻的旨趣意蕴。 喜剧通过运用各种引人发笑的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法，把戏剧的各个环节，诸如语言、动作、人物的外貌及姿态、人物之间的关系、故事情节等均加以可笑化，从中产生出滑稽戏谑的效果。[1]
Ⅹ 喜剧与悲剧的看法
其实喜剧与悲剧就像人生的喜与悲，是不可避免的，恐怕作家在写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了这个，人生不可能只有喜剧，有时候看看悲剧也是对人生的另外一种体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