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国戏剧中的十大喜剧和十大悲剧是什麽

一、中国戏剧十大喜剧:

1.《救风尘》(元)关汉卿

2.《墙头马上》(元)白朴

3.《西厢记》(元)王实甫

4.《李逵负荆》(元)康进之

5.《看钱奴》(元)郑廷玉

6.《幽闺记》(元)施惠

7.《中山狼》(明)康海

8.《玉簪记》(明)高濂

9.《绿牡丹》(明)吴炳

10.《风筝误》(清)李渔

二、中国戏剧十大悲剧:

1.《窦娥冤》(元·关汉卿)

2.《汉宫秋》(元·马致远)

3.《赵氏孤儿》(元·纪君祥)

4.《琵琶记》(元·高明)

5.《精忠旗》(明·冯梦龙)

6.《娇红记》(明·孟称舜)

7.《清忠谱》(清·李玉)

8.《长生殿》(清·洪升)

9.《桃花扇》(清·孔尚任)

10.《雷峰塔》(清·方成培)

相关介绍:

中国古典悲剧的特点是:与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帝王将相相比,中国古代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普通劳动妇女;中国悲剧的道德倾向比西方悲剧明显,美感教育作用比较强烈;

西方悲剧多以主人公的不幸收场,而中国古典悲剧的结局则往往是“圆满”的;中国古典戏曲以曲词作为主要抒情手段,因而悲剧中常有西方悲剧所缺乏的“悲壮动人的曲词”。

(1)中国喜剧传统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戏剧,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园地里的一枝奇葩。它不但以邃的思想、博洽的内容、纷繁复杂的主题和扑朔迷离的情节结构为古今观众及读者所倾倒,而且还以优美的文辞、练达的韵律和精湛的音乐曲调而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库藏中的瑰宝。

自从元代有戏剧脚本刊刻以来,戏剧文学就一直在中国文学领域高蹈阔步,以其独具的形式和璀璨的异彩,彪炳百代。

如《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悲剧的代表作。它的故事渊源于《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但关汉卿并没有局限在这个传统故事里,去歌颂为东海孝妇平反冤狱的于公的阴德。

B. 介绍一些80年代的国产喜剧老电影,越全越好。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1981)
月亮湾的笑声 (1981)
喜盈门 (1981)
喜鹊岭茶歌 (1982)
咱们的牛百岁 (1983)
鼓乡春晓 (1983)
月亮湾的风波 (1984)

瞧这一家子 (1979)
甜蜜的事业 (1979)
她俩和他俩 (1979)
小字辈 (1980)
赤橙黄绿青蓝紫 (1982)
锅碗瓢盆交响曲 (1983)
小小得月楼 (1983)
快乐的单身汉 (1983)
邮缘 (1984)
阿混新传 (1984)
黑炮事件 (1986)
顽主 (1988)
哥们发财记 (1988)

C. 为什么中国传统戏曲故事中喜剧多悲剧少有什么看法吗

中国没有很好的悲剧传统,归根结底是由于小农经济条件下,宗亲的价值观、天人合一的和谐、主静的气质、因果报应循环的观念等等,使人们喜好和谐、大团圆的故事
这个问题比较大,等我整理下思路再来慢慢论述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悲剧的确切定义。
按照西方文学传统的观点,悲剧是指从古希腊时代发展而来的由于"好人"的"过失"而导致悲惨结局的戏剧形式,包括古希腊时代有关命运的悲剧,以及后来文艺复兴时代以莎翁为代表的性格的悲剧再到后来社会悲剧等等。悲剧以引起人们的恐惧与怜悯来达到"净化"的目的,因此其结局往往尸横遍野,通常都是表现好人身死的故事,而坏人如何作恶、坏人变成好人、好人在经历磨难后得到好的结局都不能称为悲剧。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过悲剧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连《窦娥冤》那样所谓的悲剧,由于其最终还有有一个善恶到头终有报的结尾,因此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悲剧。
那么中国何以不能出现《俄底浦斯王》那样的悲剧作品,还是和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有关。
中国是典型的农业文明,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中国文化最高的追求乃是天人合一,谋求与天地的和谐。因此,中国人不喜欢极端,不稳定的东西往往充满变数,一般是被否定的。儒家讲和谐,道家讲务虚、阴柔。进而,因果循环,善恶有报等观点深入人心,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也表现为追求和谐统一,那么好人就应当有好报当然也是一大审美原则。所以不仅是中国传统戏曲,其他的文学中也差不多都是如此。好不容易出了个《红楼梦》算是比较悲剧了,结果还是有无数文人不满意那个结局,拼命要给它续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当然论述不是很彻底,也是迫于时间的关系,这方面的著作很多,LZ可以参考一些专门论述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文学专业的书籍,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D. 中国古代的“喜剧”和“悲剧”是什么意思

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古典喜剧数量之多、传统之悠久、地位之独特、成就之显著,构成了中国戏曲发展中的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事实上,中国古典喜剧不仅有着悠久的传统与独特的成就,而且体现了中国戏曲和中国文化的某些基本特质。中国戏剧的形成、生存与发展,都与喜剧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中国古代并无悲剧和喜剧的概念。用悲、喜剧分类的观念研究中国古典戏曲,是从近代开始的。本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学者开始引进西方悲、喜剧观念,在新的视野上观照中国古代传统戏曲。

较早运用悲剧、喜剧观念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是中国近代戏曲学的奠基人王国维。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考》中率先将喜剧与悲剧同时并举,指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

1918年,胡适先生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则进一步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指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故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

在这之后, 鲁迅先生则在国民精神的范畴内,发表了更为一针见血的见解:“中国人的精神,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说出来;因为如果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的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国民性的问题。”

与喜剧传统的悠久与深厚相联系的,是中国古典喜剧的独特地位。和西方传统的悲剧地位远远高于喜剧,并被视为“最崇高的艺术形式”的情形不同,在中国,喜剧不仅与悲剧受到同样的重视,“摹欢则令人神荡,写怨则令人断肠”成为优秀戏剧作品的共同标准,而且还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最能体现喜剧的特殊地位和国人对喜剧的浓厚兴趣的,是丑角在剧团中的引人注目和备受尊重的情形。如前所述,中国戏曲中最早的喜剧因素、最初的喜剧形态,是通过宫廷俳优以“丑”的方式出现的。丑角并不能等同于喜剧,但却鲜明集中地体现了喜剧性的特征。丑角是戏曲中最能制造喜剧效果的特殊人物,也是戏曲舞台上备受欢迎的角色。中国戏曲界历来有尊重丑角的传统,俗语说:“无丑不成戏”。这种传统,在旧时的戏班中尤为突出。由于“丑”地位的特殊,历代戏曲理论专著及记载戏曲活动的笔记也有不少有关丑角的记录。《史记、滑稽列传》是最早为“丑”(滑稽者)立传的文字。此后的不少史书都有关于滑稽者的记载。而历代笔记中有关“丑角”艺人的记载则更为丰富多彩。应该说,丑角备受尊重,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丑角是戏曲中最能制造喜剧效果的特殊人物,观念对丑角的喜爱,表现的正是对喜剧的喜爱。而“丑角在戏班子中的特殊地位则形象地反映了喜剧在我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不仅如此,在一些特殊的喜庆的场合,喜剧常常成为不可缺少的节目,没有了喜剧,便没有了吉祥欢乐的气氛。清代词人陈维崧曾写过一首《贺新郎》词,其小序中说,赴宴坐首席最苦,因首席要点戏。他和杜于皇都有曾因点错了戏而受窘。杜于皇曾见戏单上有“寿春图”,名甚吉祥,于是点了这个戏,“不知其斩杀到底”,结果是“终座不安”。陈自己曾点《寿荣华》,“不知其哭泣到底”,结果是“满堂不乐”。陈维崧因此在词中写道:“欢场百戏鱼龙吼,却何来败人意兴,难开笑口 由此可见,悲剧在不少场合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直到清末,北京戏班的海报,除了写出本班角色姓名外,下面还要写四个字“吉祥新戏”。与此相联系的,是人们对待悲剧演员的评价。著名演员谭鑫培因善唱悲剧而闻名,但沈太侔《宣南零梦录》记谈小莲语,则云:
“观谭伶之面,枯如人腊,瘦若僵尸;聆谭之声,幽咽苍凉,如鸿嗷,如鹤唳。试与孙菊仙黄钟大吕相较,谭调实商角也。亡国之音,哀甚。 ”

这里,虽然所表达的是对演员个人的评价,实则代表了国人对悲剧的一种普遍态度。虽然在戏曲发展的历程中,也曾有人提出过戏曲创作“乐人易,动人难”的独到见解,然而,在中国,在实际生活中,喜剧的流行程度和影响程度都远远超过悲剧。

《西厢记》的喜剧因素浅探

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为一部出色的抒情诗剧受到人们广泛的称赞,王伯良称《西厢记》为曲中神品,"《西厢》如正旦,色艺俱绝,不可思议。"(《曲律》)都穆在《南濠诗话》中说"北词以《西厢记》为首",王世贞在《曲藻》中说"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臧晋叔在《元曲选》序里也记载了《西厢记》"不可增减一字,故为诸曲之冠"的说法。

《西厢记》广受人民的喜爱,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老幼妇孺无不知晓,其中一个极大的原因是《西厢记》的喜剧性。《西厢记》通过喜剧的表现手法既讴歌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理想,同时又鞭挞了虚伪腐朽的宗教和封建家长制的不合理,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



讽刺,是喜剧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它一般表现为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反面现象以及落后腐朽事物的揭露和否定。《西厢记》中也运用了这一手法,突出的表现在对僧侣佛教、封建婚姻制度及封建礼教的卫道者——老夫人的嘲笑和讥讽上。

首先,王实甫将张生和崔莺莺从一见钟情到私定终生的全部恋爱过程选择在"庄严肃穆"、"神圣高洁"的佛寺禅院中进行,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那金碧辉煌的佛堂灵殿,竟是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张生风魔相思的场所。在有情人终结连理之夜,背后却是"则天皇后香火院!木鱼钟声悠悠,权作迎亲礼炮;香炉佛烟袅袅,暂为洞房花烛;菩萨罗汉目瞪口呆,屈作证婚之人;西厢坐禅诵经之地,竟化乌峰云阁┄┄。"佛教的禁欲主义始终战胜不了尘世欢乐,〔闹斋〕折中,在美丽的莺莺面前,那些平时一本正经的和尚们也变得轻狂起来,忘记了四大皆空,忘记了追荐相国的神圣大典,无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表现出各种丑态——

〔闹斋〕折在尽情嘲弄僧侣的笑声中进入了第一本的情节高潮。在这里作者揭露了宗教的伪善与虚假、可悲可笑的本质,表达了对骗人的宗教的憎恶和谴责,对僧侣们的蔑视。联想到元代"一官二吏三僧"的阶级层次划分,我们就可以得知王实甫的讽刺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同时也证明了,连"只少圆光,却便是捏出来的僧伽像"的法洁长老,都禁不住对莺莺动情凝望,更何况清纯如火,才貌双全的张生。张生与莺莺的相爱是有着合理性的。

其次,《西厢记》通过崔、张的爱情讽刺了封建婚姻制度的虚伪、不合理。莺莺张生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封建礼教要求的"男女授受不清"的原则,游园相逢,他们便眉目传情,产生爱慕之意,继而在墙角吟诗弄琴,递简传书,终于成就一段佳话。封建礼教要求的"门当户对"在崔、张的爱情中也被推翻了,崔莺莺是相国之女,而张生则是个"白衣饿夫",但他们却不顾门第的差异结合了,他们指斥功名富贵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渴望的是"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崔、张完全不顾封建婚姻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红娘为月下撮合人,在追荐父母的道场旁,在眼目的眼皮底下私会,铸就良缘。

老夫人在《西厢记》中是封建礼教的代表,作者对她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作为莺莺的母亲,她是爱莺莺的,但这种爱是充满着私欲的,这种爱造成的是对女儿的戕害。她为了将莺莺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作了种种的努力结果都徒劳无功,从而将她放置在一个戏弄者的位置上,遭到读者的嘲笑。例如,她为了重振家声将莺莺许配给尚书之子郑恒,然而莺莺对这桩婚事并不满意,一出场就发出了"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的感慨,向张生大胆的表达了爱意;老妇人派红娘去"行监坐守",哪想红娘却成了崔、张之间传帖送简的"鱼雁";老夫人食言赖婚,自以为得计,反而激发了崔、张两人对封建势力的反抗,终于冲破阻力,缔结秦晋之好;老夫人拷红逼供,到头来反被红娘所制,亲口答应了崔、张的婚事。

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本质和现象,目的和手段之间的人和对比,都是可笑的。可笑这样的一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现象在自身之内消灭了自己,目的在完成时失去了自己的目标。"《西厢记》中对老夫人讽刺就是针对她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在成功塑造这一反面人物的同时也推进了情节的发展。

《西厢记》中的讽刺和早期的参军戏、宋金院本、杂剧相比,它不再以浅露夸张的插科打诨见长,而以含蓄的剥露斥责为主;它不靠游离情节之外的噱头笑料来迎合观众,而以强烈的对比、鲜明的象征,巧妙的暗喻、滑稽的背景,"于嬉笑诙谐之中,包含绝大文章"。(李渔《闲情偶寄》)使讽刺成为揭示主题、塑造反面形象的重要手段。



幽默手法也使喜剧中常用的手段,常常在其中用来塑造那些性格中有一定缺陷、但又可亲可敬的正面喜剧形象。幽默,是他们身上存在的引人发笑的特点或缺点的率直而风趣的表现。这种手法在《西厢记》中最为明显地用在张生的塑造上。

张生聪明多才,风流倜傥,但书生气十足,是个"风魔秀士,风欠酸丁";他对莺莺的追求大胆执著,是个"至诚种",但在行动中又显得鲁莽、神经质,遇到问题就手足无措,是个"银样镴枪头"、"傻角"。作者通过一系列的喜剧冲突充分表现了张生性格中的矛盾与不和谐,既有赞美,也有讽刺,使读者在嘲笑他弱点与缺陷的同时又感到他的可爱。

张生出场时是一个"书剑飘零"的清贫书生,"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然而遇上莺莺后,便毫不犹豫地决定不去应试了,对莺莺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为了有机会结识莺莺,他竟然对小丫环红娘赔笑讨好,冒冒失失的自我介绍起来:

在遭到红娘的嘲笑后,他面红耳赤,唯唯而退,自怨自艾道:"是相思索使害也。"但墙角联吟后他马上得意起来,认为"一天好事从今定,一首诗分明证,再不向青锁梦儿中寻,只去向那碧桃花树下儿等。"张生得知莺莺将出现在道台上时,他不惜以追荐父母亡灵为借口,向法洁哭诉"带一份斋"。法洁同意后,又立即破涕为笑,其冒失冲动的性格跃然纸上,使人忍俊不禁。

〔寺警〕中张生一听长老呼吁,立即鼓掌而出,自荐道:"我有退兵之策,何不问我?"当老夫人再次强调"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女与他为妻。"他忙说:"既是恁的,休唬了我浑家,请入卧房里去┄┄"在那种情况下,他竟然就已莺莺的夫婿自居了,表现了他幽默风趣的个性;与紧张中洋溢着自然微妙的喜剧气氛。

〔请宴〕中,张生自恃功高,一厢情愿地认定老夫人会将莺莺许配给他,于是百般地打扮起来:"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红娘"请字不曾出口,"他"应字连忙答应"。然而老夫人一声"小姐进前,拜了哥哥者,"张生便"智竭词穷",回到西厢解下腰带准备自尽!一折中心情大起大落,气氛迥异,情节跌宕,突出了张生充满幻想,不堪一击的书生气。

〔赖简〕中张生面对骤然翻脸的莺莺,张生的口才智慧全都烟消云散,只能跪在地上任由红娘奚落。当莺莺离去时,他才壮着胆埋怨一声:"你著我来却怎么又偌多说话!"这一喜剧性冲突,刻画了张生真诚而又迂弱的性格。黑格而《美学》中说:"在喜剧里,占上风的是对自己有无限信心的主观性。"而这种主观判断一旦在现实中遭到了失败,就会显得很可笑。在这里,约会西厢成了纯粹的假象,成了张生主观性的可笑产物,因而具有一定的喜剧性。

张生的性格是使这个人物具有戏剧性的重要因素,他的情绪易受外界的影响,随着爱情的发展而大幅度地波动起伏。因此这种人物产生的喜剧效果是强烈而动人的。此外,张生的语言也体现了张生形象的幽默。他常用夸张、感叹的语调来表达他对爱情的渴求和急不可待的心情。 总而言之,张生的可笑之处在于:为了获得爱情,他挖空心思想方设法,这与他性格上由于受传统教育形成的另外一面形成了冲突。它有着很好的文学、音乐才能,聪明多智,但同时又缺乏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知识和恋爱方法,常使自己陷入尴尬之中。然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他对于感情的"至诚"。张生这一喜剧形象地塑造是成功的,他根本不同于《会真记》中"始乱终弃"的登徒子,也不同于《董西厢》中带有轻薄庸俗成分的张解元,王实甫在张生的身上概括了当时青年士子们幽默性格的一面,是作家幽默性格的体现,也是他讽刺封建婚姻制度的一种手段。

《李逵负荆》之喜剧特色

元代水浒戏中最著名的还数康进之的《李逵负荆》 。康进之,棣州(今山东惠民)人,生平事迹不详。《李逵负荆》的故事与《水浒传》第七十三回的后半回大致相同。
小说成书在后,其情节可能直接采自本剧,这也是现存元杂剧中唯一与《水浒传》故事相符的一个剧本。剧中叙恶棍宋刚、鲁智恩冒充宋江、鲁智深,掳走酒店主王林的女儿满堂娇。李逵下山闻知此事,勃然大怒,回山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指斥宋江、鲁智深玷辱梁山名誉。后三人同去酒店对质,方知是歹徒冒名作恶。李逵深悔莽撞,负荆请罪,并协同鲁智深擒获歹徒,将功补过。
这是一出用“误会法“构成的喜剧,但并不是一味在“误会”上凑热闹,而是同人物的性格渗透在一起,矛盾的发展合乎情理。剧中的李逵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形象,他是非分明,爱憎强烈,忠于梁山的正义事业,为人坦诚豪爽而又天真鲁莽。作者用了较细致的笔法从不同侧面来描写这个莽撞汉子,使这个形象显得丰满生动。如一开始李逵听了王林的哭诉,又见到所谓“证据”,便怒不可遏,回到山寨不由分说便拔斧砍旗,又与宋江以脑袋为赌,立下军令状,显示他嫉恶如仇、火爆而不顾后果的个性;在下山对质的过程中,他因先入为主的成见,对宋江和鲁智深的一举一动都表示怀疑,好像很精明,却在这种“精明”中愈发显出他的憨直与鲁莽,让人忍俊不禁;真相大白后,他懊悔起来,于是装糊涂耍无赖,以保住自己的脑袋;最终抓住了歹徒,他又得意起来,自诩为宋江、鲁智深洗刷了坏名声。戏剧中性格鲁莽的人物最容易写得简单化,《李逵负荆》却避免了这样的毛病。整个剧情也写得紧凑而饶有风趣,语言又很老练,在古代喜剧作品中是相当出色的一部。

E. 传统剧目有哪些

这太多了,比如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等,不一而足。

F.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是

《救风尘》(元)关汉卿

《墙头马上》(元)白朴

《西厢记》(元)王实甫

《李逵负荆》(元)康进之

《看钱奴》(元)郑廷玉

《幽闺记》(元)施惠

《中山狼》(明)康海

《玉簪记》(明)高濂

《绿牡丹》(明)吴炳

《风筝误》(清)李渔

1.《救风尘》,杂剧剧本。元代关汉卿作,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古典喜剧。写恶棍周舍骗娶妓女宋引章后又加以虐待,宋引章的结义姐妹赵盼儿见义勇为,设计将宋救出。全剧共四折。剧情是:妓女宋引章本与安秀才有约,后被恶少周舍花言巧语所惑,不听结义姐妹赵盼儿相劝,嫁给周舍。婚后宋引章饱受虐待,写信向赵盼儿求救。因周舍不肯轻易放过宋引章,赵盼儿巧用计策。她浓妆艳抹,假意愿嫁周舍,自带酒、羊和大红罗去找周舍,周舍喜不自禁。赵盼儿要周舍先休了宋引章才肯嫁他,刚好宋引章又来吵闹,周舍一怒之下写了休书,赶走宋引章。赵盼儿与宋引章二人一同离去,途中赵盼儿将宋引章手中休书另换一份。周舍发觉上当,赶上她们,一把抢过宋引章手中休书并毁掉,还到官府状告赵盼儿诱拐妇女。赵盼儿反告他强占有夫之妇,使安秀才到堂作证,又出示周舍亲手所写休书。赵盼儿证据确凿,周舍不能胜她,受杖刑责罚。宋引章与安秀才结为夫妇。《救风尘》全名《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现存版本有:明脉望馆校藏《古名家杂剧》本、《新续古名家杂剧》宫集本、《元曲选》乙集本、《元曲大观》本、《元人杂剧全集》本。

2.《墙头马上》 元·白朴作。写李千金与裴少俊相爱而私自结合,后被裴父发现赶出,最终团圆的故事,塑造了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李千金这一形象。共四折。剧情是:尚书裴行检的儿子少俊,奉唐高宗命去洛阳买花,一日经过洛阳总管李世杰的花园,在马上看见他家女儿倚墙而立,便写诗投入。李千金写了答诗,约他当夜后园相见。少俊果然从墙头跳入,被李千金乳母发现,令二人悄悄离去。少俊携李千金回到长安家中,将她藏在后花园。两人共同生活了七年,生子端端六岁,女儿重阳四岁。清明节,少俊陪同母亲外出祭奠,裴行检因身体欠佳留在家中,偶然来到花园,碰见端端兄妹,询问后得知始末。裴行检认为李千金行为失检,命少俊写休书赶李千金回家,却留下了两个小孩。李千金回到洛阳家中,因父母已亡,在家守节。后来裴少俊中进士,任官洛阳令,并将父母迎至任所,他欲与李千金复合,李千金怨恨他休了自己,执意不肯。这时裴行检才知李千金是他旧交李世杰之女,以前也曾为儿女议婚。一番说明与求情之后,李千金这才原谅了他们。夫妇二人破镜重圆。《墙头马上》全名《裴少俊墙头马上》,有明脉望馆藏《古今名家杂剧》土集本、《元明杂剧》本、《元曲选》乙集本、《柳枝集》本、《元人杂剧全集》本。昆曲,京剧皆有此剧。

3.
《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认识。

4.元杂剧<李逵负荆>和长篇小说<水浒传>第七十三回都描写了"李逵负荆"这一故事,情节基本相同,但<李逵负荆>在艺术上更为成功,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丰富而生动,而<水浒传>的处理明显逊色,人物个性比较单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水浒传>的作者因袭了<李逵负荆>的故事情节,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这一故事在小说和杂剧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未能注意小说和杂剧的艺术特质并不相同,他似乎只注意讲述故事,而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

5.《看钱奴》 元·郑廷玉作。写贫民贾仁因得周荣祖家祖财而暴富,后又廉价买得周荣祖之子为养子,最后钱财重归周家。全剧共四折一楔子。剧情是:贫民贾仁平时以挑土筑墙为生,偶然挖到周荣祖家藏在墙下的祖产而致富,周荣祖夫妇则因此落魄。贾仁虽有了万贯家财,却无儿无女,命坐馆先生陈德甫替他买一个儿子,恰巧风雪之中周荣祖夫妇走投无路,情愿将儿子长寿卖给他,只得到了很少的一点钱。二十年后,长寿长大成人,贾仁吝啬成性,财富越聚越多,此时却染病身亡。周荣祖夫妇乞讨至东岳庙中,遇到长寿,却不知相认。后来偶遇陈德甫,经他向长寿说明实情,一家人才得以重聚。周荣祖看到钱上印记,方知这原来是自家财产。《看钱奴》简名又作《冤家债主》,全名《看钱奴冤家债主》,流传版本有:《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脉望馆校息机子《古今杂剧选》本、息机子《古今杂剧选》本、《元曲选》癸集本、《元人杂剧全集》本。

6.幽闺记(又名拜月亭记)· 琵琶记
《幽闺记》被列为中国古典十大喜剧之一,而《琵琶记》被列为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之一。虽说戏剧风格不同,但二者都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抒情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结合。读者可以借此了解元代南戏的概貌,并可直接品评这朵中国文学中的奇葩的原味。

本书是"新世纪万有文库"的"传统文化书系"中的一本,共点校有《幽闺记》和《琵琶记》。其中,《幽闺记》又名《拜月亭》,是"荆、刘、拜、杀"四大南戏之一。该剧系改编关汉卿的同名杂剧,人物、情节、主题思想均与关作大略相同,主要描写两对青年男女在战乱时代背景中的婚恋故事。该剧在关作的基础上扩大了规模,因而得以增添出许多生动的细节、细致的描写、委婉的抒情,使剧情的发展更显得起伏跌宕、波澜层叠,这是它的成功之处。在戏剧情调方面,此剧增添了很多喜剧成分,在悲剧性的事件中巧妙插入巧合、误会的关目,机智有趣的对话,以及插科打诨的手法,使这出戏表演起来有更多的娱乐性。 另外,此剧的语言往往在平易自然中显露出文采,历来受人们赞赏。《琵琶记》取材于旧南戏《赵真女、蔡中郎》的故事。但是,在南宋民间文艺和早期南戏中,蔡伯喈是个"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坏人。高明改写了他,把蔡伯喈弃亲背妻改为被迫招亲,不忠不孝改成全忠全孝,作品的最后,以一夫二妇守孝三年一门旌表作结。全剧典雅、完整、生动、浓郁,显示了文人的细腻目光和酣畅手法。

7.明《合刻三志》称作者为唐人姚合,明《古今说海》署作者为宋人谢良,清初《明文英华》认作者为明人马中锡。清康熙时贯棠刊刻马中锡《东田文集》第三卷中亦收录此文。推测是马中锡依据前人作品改写而成。
内容:
据古代民间传说改编。故事鞭笞了一切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是谓“中山狼”;而“东郭先生”,则是迂腐懦弱的无能者。情节曲折,文字简洁,富有哲理。

8.《玉簪记》

中国明代传奇作品。高濂著。写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爱情婚姻故事。事见《古今女史》和明人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剧中写少女陈娇莲在金兵南下时与家人离散,入金陵女贞观为道士,法名妙常。观主之侄潘必正会试落第,路经女贞观,陈、潘二人经过茶叙、琴挑、偷诗等一番波折后,私自结合,终成连理。作者把陈妙常对爱情既热烈追求又害羞畏怯的复杂心理,描写得玲珑剔透。《秋江哭别》一出,情景交融,富有诗意。《琴挑》、《秋江》等零出,被各种地方戏作为保留剧目,盛演不衰。

9.《绿牡丹》以行侠仗义为基调,演述当时佞邪当道,权奸仗势欺人,鱼肉乡里,激起山东“旱地响马”花振芳、江南“江湖水寇”鲍自安的义愤,他们集结了一批江湖义士,除暴安良,锄奸扶弱;并辅助宰相狄仁杰起兵,迫使武则天退位、迎庐陵王还国登基,众人蒙受封赏。
小说以唐武则天时代为背景,叙述将门之子骆宏勋与江湖侠女花碧莲,在剪除武周佞臣及其党羽的过程中,相识相恋,几经挫折,终成眷属的故事。
小说抨击了权势豪强对百姓的欺凌,歌颂了江湖豪侠的侠义行为。故事情节跌宕曲折,极富传奇色彩。文辞也通俗流畅,生动风趣,具有民间文学韵味。人物刻画细腻传神,如鲍自安的老练诙谐、武功超群,花振芳的豪爽耿直、敢作敢为,义仆余谦的疾恶如仇,鲍金花的骄矜好胜,花碧莲的质朴情挚,都个性鲜明。
小说自清代道光年间问世后,广受读者欢迎,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地方剧种都曾取其部分情节改编成戏剧上演,如《大闹桃花坞》《四望亭》《嘉兴府》《龙潭镇》《扬州擂》《四杰村》《巴骆和》等。京剧《宏碧缘》,即以《绿牡丹》为蓝本,加以改编创作而成。

10.中国古代经典喜剧漫画本。

《风筝误》是清代著名戏曲家李渔的作品。书生韩世勋题诗风筝上,纨绔子弟戚施放风筝,风筝线断,飘落他处,被詹府才貌双全的二小姐淑娟拾到,重新题诗后再放,由此引出一连串误会与巧合,生出了韩世勋、戚施与詹府两位小姐两桩相互对比而又相互纠葛的婚事。该剧脉络贯通,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G. 喜剧艺术起源于

喜剧是戏剧的一种类型,基於描写对象和手法的不同,可分为讽刺喜剧、抒情喜剧、荒诞喜剧和闹剧等样式。
“喜剧”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美学的一种范畴,二是指艺术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喜剧”,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喜剧”是指戏剧中的喜剧、带有喜剧性的小说、诗歌、笑话、幽默故事以及曲艺、漫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狭义的“喜剧”仅指戏剧中的喜剧。欧洲最早的喜剧是古希腊喜剧,代表作家是阿里斯托芬;16、17世纪以莎士比亚、莫里哀为代表;18世纪意大利的哥尔多尼及法国的博马舍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喜剧的代表;19世纪以俄国的果戈理为代表。
中国戏剧写意性的表演特征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
中国戏曲起源于宋代,“戏曲”一名初见於宋元间人刘埙(1240——1319)《水云村稿》的《词人吴用传》:“至咸淳,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此“戏曲”二字指演戏之曲。“戏曲”一词虽早在宋元间已出现,但古代并不普遍使用它,而常常使用“曲”、“乐府”、“剧戏”、“词曲”等,或分别使用“南戏”、“杂剧”、“传奇”等词。
元杂剧是在宋官本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元代喜剧不仅是中国古典喜剧创作的第一次高峰 ,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古典喜剧创作的最高水平。在中国戏曲史上 ,元代喜剧创作的成就、价值与影响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在南戏还是在杂剧中 ,喜剧创作都以绰约的风姿 ,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其中 ,元人杂剧中喜剧创作的成就 ,更令人瞩目。在元人杂剧中 ,近千年中积淀起来的喜剧传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表现 ,优秀的喜剧作品
元杂剧中的喜剧正体现了人们战胜邪恶、争取正常生活的信心。它扬弃了宋杂剧、金院本滑稽调笑、插科打诨的表演方式,将构造喜剧冲突与塑造喜剧人物性格作为主旨。这样,它就与悲剧具有了同等的艺术价值和美学成就。元代喜剧代表作(四大喜剧)是关汉卿《拜月亭》, 王实甫《西厢记》, 白朴《墙头马上》, 郑光祖《倩女离魂》。关汉卿的著名喜剧还有《望江亭》、《救风尘》等。

H. 中国有哪些传统戏剧

中国戏曲

1.发展

中国的戏曲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歌舞,经过汉、唐到宋、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它主要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

萌芽

在原始社会,氏族聚居的村落产生原始歌舞,并随着氏族的逐渐壮大,歌舞也逐渐发展与提高。 如在许多古老的农村, 还保持着源远流长的歌舞传统, 如“傩戏”;同时,一些新的歌舞如“社火”、“秧歌”等适应人民的精神需求而诞生。正是这些歌舞演出,造就出一批又一批技艺娴熟的民间艺人,并向着戏曲的方向一点点迈进。

繁荣

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初,逐渐产生了职业艺术和商业性的演出团体及反映市民生活和观点的宋杂剧和金院本,如关汉卿创作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以及《赵氏孤儿大报仇》等作品。这个时期是戏曲舞台的繁荣时期。

延展

16世纪明朝中叶,江南兴起了昆腔,涌出了《十五贯》、《占花魁》等戏曲剧目。这一时期受农民欢迎的戏是产生于安徽、江西的弋阳腔,昆腔受封建上层人士的欢迎。

鼎盛

明末清初的作品多是写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 如穆桂英、陶三春、赵匡胤等。这时的地方戏,主要有北方梆子和南方的皮黄。京剧是在清代地方戏高度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名列“同 光十三绝”的第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家及不同流派的宗师,标志着京剧艺术的成熟与兴盛。不久京剧向全国发展,特别是在上海、天津,京剧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剧种,将中国的戏曲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2.特色

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

历史上最先使用戏曲这个名词的是宋刘埙(1240-1319),他在《词人吴用章传》中提出“永嘉戏曲”,他所说的“永嘉戏曲”,就是后人所说的“南戏”、“戏文”、“永嘉杂剧”。从近代王国维开始,才把“戏曲”用来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综合,这种综合性是世界各国戏剧文化所共有的,而中国戏曲的综合性特别强。

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形式,它有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它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的综合性,使中国戏曲富有特殊的魅力。它把曲词、音乐、美术、表演的美熔铸为一,用节奏统驭在一个戏里,达到和谐的统一,充分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的感染力,形成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表演艺术。

中国戏曲中最重要的一点特征是虚拟性。舞台艺术不是单纯模仿生活,而是对生活原形进行选择、提炼、夸张和美化,把观众直接带入艺术的殿堂。

中国戏曲另一个艺术特徵,是它的程式性,如关门、上马、坐船等,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式。程式在戏曲中既有规范性又有灵活性,所以戏曲艺术被恰当地称为有规则的自由动作。

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是中国戏曲的主要艺术特徵。这些特徵,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构成了独特的戏剧观,使中国戏曲在世界戏曲文化的大舞台上闪耀着它的独特的艺术光辉。

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它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约有三百六十多个种类。它的特点是将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在共同具有的性质中体现其各自的个性。比较著名的戏曲种类有:京剧、昆曲、越剧、豫剧、粤剧、川剧、秦腔、评剧、晋剧、汉剧、河北梆子、湘剧、黄梅戏、湖南花鼓戏等。
昆曲:又称“昆腔”、“昆剧”,是一种古老的戏曲剧种。它源于江苏昆山,明中叶后开始盛行。昆曲的风格清丽柔婉、细腻抒隋,表演载歌载舞,是中国古典戏曲的代表。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类文化遗产”。代表作《十五贯》《红霞》等。
越剧:流行于浙江一带的地方剧种,以女演员为主。1938年后,使用“越剧”这一名称。1942年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越剧女演员对越剧的表演与演唱进行了变革,吸收话剧与昆曲的表演艺术之长,形成柔婉细腻的表演风格。代表作《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祥林嫂》等。
豫剧:又称“河南梆子”。明代末期由传入河南的山陕梆子结合河南土语及民间曲调发展而成,现流行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省份。唱腔高亢流畅、表演风格朴实。代表作《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等。
粤剧:流行于广东、香港、东南亚等粤语语言区。形成于清初,由外地传入的高腔、昆腔、皮黄、梆子等声腔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而成。音乐为板腔体、曲牌体兼用。代表作《宝莲灯》《关汉卿》等。
秦腔:陕西省地方戏,也叫“陕西梆子”,是最早的梆子腔,约形成于明代中期。其表演粗犷质朴,唱腔高亢激越,善于表现悲剧情节。剧目有《蝴蝶杯》《游龟山》《三滴血》等。
评剧:清末在河北滦县一带的小曲“对口莲花落”基础上形成,先是在河北农村流行,后进入唐山,称“唐山落子”。20世纪20年代左右流行于东北地区,唱腔口语化,代表作《刘巧儿》《花为媒》《杨三姐告状》等。
晋剧:又名“中路梆子”,系由山西、陕西交界的山陕梆子发展至山西,结合山西语言特点而形成。现流行于山西中部及内蒙、河北一带。音乐风格在高亢之余,也有柔婉细腻一面。表演通俗质朴。著名剧目有《打金枝》《小宴》《卖画劈门》等。
黄梅戏:起源于安徽的戏曲剧种,流行于安徽、江西及湖北地区。它的前身是黄梅地区的采茶调,清代中叶后形成民间小戏,称“黄梅调”,用安庆方言演唱。20世纪50年代在严凤英等人的改革下,表演日趋成熟,发展成为安徽的地方大戏。著名剧目有《天仙配》《牛郎织女》《女驸马》等。
汉剧:一般指流行于湖北、河南、陕西等地的戏曲剧种,源出湖北地区,旧称“楚调”或“汉调”,主要声腔是西皮腔,兼唱二黄腔,迄今为止已有近三百年历史。主要剧目有《宇宙锋》《二度梅》《审陶大》等。另外,在湖南常德和广东也都有汉剧,均为多腔剧种,与湖北汉剧迥然不同。
湘剧:即湖南省的地方戏曲剧种,流行于长沙、湘潭一带,源出于明代的弋阳腔,后又吸收昆腔、皮黄等声腔,形成一个包括高腔、低牌子、昆腔、乱弹的多声腔剧种。剧目以高腔、乱弹为主,如《琵琶记》《白兔记》《拜月记》等。
湖南花鼓戏:是对湖南各地花鼓、花灯戏的总称,其中包括长沙花鼓、岳阳花鼓、常德花鼓、衡阳花鼓、邵阳花鼓等,它们各有不同的舞台语言,形成了各自的风格。花鼓戏的表演朴实、欢快、活泼,行当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剧目有《打鸟》《刘海砍樵》等。
川剧:四川省地方剧种,流行于四川及其周边地区。由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戏部分组成,各有其剧目。川剧唱腔高亢激越,表演诙谐幽默,富于生活气息。主要剧目有传统戏《玉簪记》《柳荫记》《活捉王魁》等,新编戏《死水微澜》《变脸》《金子》等。
河北梆子:流行于河北、北京一带的梆子戏,它源于山、陕交界处的山陕梆子,经由山西传至河北,结合河北与北京方言而形成。唱腔高亢激越,善于表演悲剧情节。河北梆子著名剧目有《蝴蝶杯》《辕门斩子》《杜十娘》等。
高腔:是对一种戏曲声腔系统的总称。它原被称为“弋阳腔”或“弋腔”,因为它起源于江西弋阳。其特点是表演质朴、曲词通俗、唱腔高亢激越、一人唱而众人和,只用金鼓击节,没有管弦乐伴奏。自明代中叶后,它开始由江西向全国各地流布,并在各地形成不同风格的高腔,如川剧高腔、湘剧高腔、赣剧高腔等。
梆子腔:是对一种戏曲声腔系统的总称。它源出于山西、陕西交界处的“山陕梆子”,特点为唱腔高亢激越,以木梆击节。然后,它向东、南发展,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形式的梆子腔,如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等。
蒲剧:又名“蒲州梆子”,系由山西、陕西交界的山陕梆子发展而成,一说此即为原来的山陕梆子。现流行于山西西南部及陕西、河南一带,在声腔上近似于秦腔,语言也用陕西方言。著名剧目有《挂画》《杀狗》《杀驿》等。
上党梆子:山西四大梆子之一,系由山西西南部的“蒲州梆子”发展而成,流行于山西东南部上党一带。其声腔除梆子腔外,也兼唱昆曲、皮黄、罗罗腔等。剧目有《三关排宴》《东门会》等。
雁剧:也称“北路梆子”,由“蒲州梆子”发展而来,流行于山西北部及河北张家口、内蒙古一带。据说它对河北梆子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剧目有《血手印》《金水桥》等。
秦腔:陕西省地方戏,也叫“陕西梆子”,是最早的梆子腔,约形成于明代中期。其表演粗犷质朴,唱腔高亢激越,其声如吼,善于表现悲剧情节。剧目有《蝴蝶杯》《游龟山》《三滴血》等。
二人台:流行于内蒙古、山西及河北张家口一带的戏曲剧种,在内蒙民歌及山西民间小调基础上形成,后来又吸收晋剧的表演成份而渐渐成熟。表演生活气息浓郁,曲词通俗。剧目多为表现农村生活的小戏,如《走西口》《五哥放羊》等。
吉剧:流行于吉林省的戏曲剧种。20世纪50年代在东北“二人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曲调轻快、词句通俗、表演质朴火爆,剧目有《燕青卖线》《包公赔情》等。
龙江剧:流行于黑龙江地区,20世纪50年代在东北“二人转”、拉场戏、影戏及当地民歌基础上形成,表演轻松幽默,曲词通俗。剧目有《双锁山》《荒唐宝玉》等。
越调:河南地方剧种,流行于河南及湖北北部地区,因以“四股弦”为主要伴奏乐器,所以也称“四股弦”。音乐以板腔体为主,也唱曲牌。著名演员有申凤梅等。剧目有《收姜维》《李天保招亲》《诸葛亮吊孝》等。
河南曲剧:河南省地方剧种,流行于河南省及湖北西北部地区,由曲艺“河南曲子”发展而成。唱腔轻柔婉转,以悲剧内容见长。剧目有《卷席筒》《陈三两》《花亭会》等。
山东梆子:山东省地方剧种,流行于山东荷泽一带,因其地古称“曹州”,故又名“曹州梆子”。此梆子系由山陕梆子经由河南再传入山东,历经变化而形成。主要剧目有《墙头记》等。
吕剧:山东省地方剧种,流行于山东中部及江苏、河南一带。20世纪初由民间说唱艺术“山东琴书”发展而成,1950年定名为“吕剧”。吕剧表演富于生活气息,通俗质朴,唱腔曲调简单,易学易唱。所以吕剧在广大农村影响很大。剧目有《王定保借当》《小姑贤》和现代戏《李二嫂改嫁》等。
淮剧:江苏省地方剧种,流行于江苏、上海及安徽等地区。它起源于江苏民间小戏,后又吸收徽剧的艺术因素而逐渐发展成熟。其表演粗犷朴素。剧目有传统戏《女审》《三女抢板》和新编戏《金龙与蜉蝣》等。
沪剧:流行于上海一带的地方剧种,源于上海浦东的民歌,后形成上海滩簧调,又受到苏州滩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文明戏的形式在上海演出,并定名为沪剧。剧目多为现代题材,如《啼笑姻缘》《罗汉钱》《芦荡火种》等。
滑稽戏:流行于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戏曲剧种。源于上海的“独角戏”,后发展为滑稽戏,曲调驳杂、表演滑稽。主要剧目有《三毛学生意》《一二三齐步走》等。
婺剧:流行于浙江金华一带的地方剧种,又名“金华戏”。它是一个多声腔剧种。其声腔由高腔、昆曲、滩簧、徽调等组成,各有其剧目及表演特色。剧目有《僧尼会》《牡丹对课》《断桥》等。
绍剧:流行于浙江绍兴、宁波一带的地方剧种,形成于明末。以“三五七”、“二凡”为主要声腔,表演上以武戏见长,风格粗犷、朴实。剧目有《三打白骨精》《龙虎斗》《吊无常》等。
徽剧:流行于安徽、江苏等地区的戏曲剧种,形成于清代中期,系多声腔的剧种,主要声腔为拔子、吹腔、二黄,也兼唱昆曲、高腔和西皮。1790年,徽班进京为乾隆庆寿,后演变为京剧。剧目多为历史题材,如取材于《三国演义》的《水淹七军》等。
闽剧:流行于福建地区的戏曲剧种。兴起于明中叶,到清代时已基本形成,只是规模较小。20世纪初受京剧影响规模渐大,声腔基本完备,包括逗腔、洋歌、江湖、小调和板歌五种。剧目有《炼印》《天鹅宴》等。
莆仙戏:福建地方戏,旧称“兴化戏”,明中叶时已完全成熟,流行于莆田、仙游一带。音乐为曲牌体,表演颇具古意,典雅抒情。剧目有《张协状元》《团圆之后》《春草闯堂》等。
梨园戏:一种历史久远的戏曲剧种,可看成戏曲的“活化石”。它保存了很多宋元时期的南戏,如《朱文走鬼》、“荆、刘、拜、杀”等。20世纪50年代后,又编演了《董生与李氏》《节妇吟》等剧目。
高甲戏:流行于福建晋江、龙溪一带,起源于清代中期,后吸收了梨园戏的表演因素及剧目,渐成规模。20世纪20年代又受到京剧的影响,渐渐成熟。它以丑角为主要行当,表演状如牵线傀儡,很有特色。剧目有《连升三级》《金魁星》等。
赣剧:流行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戏曲剧种,由明代的弋阳腔发展而来,系由弋阳腔、青阳腔、昆腔、乱弹等多种声腔组成的剧种。剧目有《窦娥冤》《荆钗记》《珍珠记》《还魂记》等。
采茶戏:流行于江西各地的戏曲剧种,主要由当地茶农采茶时所唱的歌曲小调结合民间歌舞发展而成。江西采茶戏分东、南、西、北、中等不同路子,在表演上各具特色。剧目有《孙成打酒》等。
祁剧:又称“祁阳戏”,流行于湖南祁阳、邵阳一带,源出明代弋阳腔,声腔以高腔为主,兼唱昆曲、弹腔。剧目有《目连传》《精忠传》《夫子戏》《观音戏》等。
潮剧:流行于广东汕头、福建南部及台湾等地区。主要受外地传入的弋阳腔、昆腔及汉调的影响,形成于明代中叶,在剧目中保留了很多宋元作品,如《陈三五娘》《扫窗会》《芦林会》等。
桂剧:流行于广西东北部及湖南南部地区,明末清初时形成,唱腔以皮黄为主,兼唱昆腔、高腔、吹腔等腔调。剧目有《抢伞》《拾玉镯》《柜中缘》等。
彩调:原名“调子”或“采茶”,流行于广西地区。在当地民间歌舞基础上形成,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1955年定名为“彩调”。其表演自由活泼,富于生活气息。最为著名的剧目是《刘三姐》。
壮剧:流行于广西、云南等壮族聚居区的戏曲剧种,分为南路和北路两派。前者源于当地的“板凳戏”,主要剧目有《文龙与肖尼》;后者源于“双簧戏”,主要剧目有《宝葫芦》。
黔剧:流行于贵州省的地方剧种,由曲艺“文琴”发展而成,主要以扬琴为伴奏乐器,地方特色浓郁。剧目有《珠娘郎美》《奢香夫人》等。
滇剧:流行于云南及四川、贵州部分地区的地方剧种,形成于清末民初。由外来的丝弦、襄阳调和胡琴戏三种声腔组成,以丝弦腔为主。剧目有《牛皋扯旨》《闯宫》等。
傣剧:流行于云南省傣族聚居区,形成于清中叶,源于当地民间歌舞,并吸收京剧、滇剧的艺术营养而形成。以二胡为主要伴奏乐器,表演古朴,载歌载舞。剧目有《娥并与桑洛》等。
藏剧:即流行于西藏、青海等藏族聚居区的戏曲剧种,用藏语演唱。形成于十七世纪,主要以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为表现内容。演员表演时多戴面具。表演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场,名为“顿”;第二部分为戏,称为“雄”;第三部分为结束时的祝福,称为“扎喜”。剧目以《文成公主》最为有名。
皮影戏:也叫“影戏”、“灯影戏”、“土影戏”。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板雕刻成的人物剪影来表演故事的戏剧。剧目、唱腔多同地方戏曲相互影响,由艺人一边操纵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中国影戏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由于流行地区、演唱曲调和剪影原料的不同而形成许多类别和剧种,以河北唐山一带的驴皮影和西北的牛皮影最为著名。其中唐山皮影已发展成为具有精美的雕刻工艺、灵巧的操纵技巧和长于抒情的唱腔音乐的综合艺术。
声腔剧种:二黄、二人台、上党二黄、上党梆子、山西梆子、山东梆子、川剧、三角戏、义乌腔、弋阳腔、广东汉剧、云南壮剧、云南花灯戏、丹剧、木偶剧、巴陵戏、五音戏、文南词、中路梆子、内蒙大秧歌、凤台小戏、永济道情戏、白剧、白字戏、北昆、北京曲剧、北路梆子、皮黄、皮影戏、龙江剧、龙岩杂戏、东河戏、东路梆子、汉剧、宁河戏、乐平腔、正字戏、四平腔、四股弦、右词南剑调、西皮、西秦腔、西路花鼓、西调、西路评剧、壮剧、壮族沙剧、芗剧、吉剧、吕剧、竹马戏、老调梆子、庐剧、吹腔、乱弹、沪剧、评剧、苏剧、甬剧、祁剧、辰河戏、余姚腔、词明戏、含弓戏、阿官腔、灵邱罗罗腔、河南越调、河南道情、河南曲剧、河北梆子、河北乱弹、京腔、京剧、青阳腔、青海平弦戏、武安落子、杭剧、扬剧、昆腔、陇剧、茂腔、绍剧、瓯剧、侗戏、宜黄戏、采茶戏、泗州戏、弦索腔、耍孩儿戏、陕西老腔、柳腔、柳琴戏、闽剧、闽西汉剧、南剧、姚剧、临剧、哈哈腔、胡琴腔、荆河戏、浑源罗罗、贵州花灯剧、高腔、高山剧、高拔子、高甲戏、高调梆子、唐剧、桂剧、秦腔、晋剧、邕剧、莆仙戏、海盐腔、海门山歌剧、海城喇叭戏、莱芜梆子、壶关秧歌、淮剧、淮红剧、黄梅戏、黄龙戏、黄孝花鼓、清戏、清音戏、粤剧、婺剧、楚剧、推剧、梨园戏、梆子腔、章丘梆子、铙鼓杂戏、湘剧、湘西苗剧、越剧、傣剧、琼剧、丝弦戏、滑稽戏、皖南花鼓戏、湖南花鼓戏、蒲剧、蒲州梆子、雷剧、锡剧、滇剧、蒙古剧、碗碗腔、瑞河戏、新疆曲子戏、赛戏、歌仔戏、僮子戏、蔚县秧歌、漫瀚剧、潮剧、徽剧、影子腔、黔剧、豫剧、襄阳剧、襄武秧歌、藏剧、赣剧、彝剧

I. 中国古代喜剧与西方喜剧的区别

中国古代喜剧与西方喜剧精神的异同:
(1) 西方喜剧一般只用于讽刺。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二章指出:“喜剧总是摹仿比今天的人坏的人。”古希腊佚名《喜剧提纲》则说:“喜剧是对于一个可笑的,有缺点的,有相当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种传统的喜剧观念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才部分地打破这一束缚。伟大的喜剧家莫里哀全部喜剧对贵族阶级的好逸恶劳、庸俗浅薄、僧侣阶级的虚伪狡诈、卑鄙无耻以及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贪婪无情给予了有力的嘲讽与打击。讽刺批判精神的高扬,使他成为了喜剧王国的一面旗帜。
(2) 中国喜剧传统中不仅有讽刺,也有歌颂。悲剧的终级关怀是生命灭亡(或者说生命的忧虑),喜剧的终极关怀是生命的成长。从喜剧的终极关怀是生命的发展这一命题去观照中国古典喜剧更能揭示出自己的特色,因为中国的喜剧不仅否定了丑恶,嘲笑了落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理想,特别是具有憧憬美好的浪漫情调,它象征着未来世界的曙光。中国古典喜剧的终极关怀是生命的成长这一命题,与西方否定性喜剧相反, 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