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名人轶事

1.聂耳的故事
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

摘自《聂耳——匆匆而又永恒》 刘琼著

2.李肇星夫妇的“家教课”

为了让儿子记住自己是庄稼人的后代，爱自己的故土，李肇星夫妇为儿子取名为禾禾。

2001年，李禾禾以年级第一的成绩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而后，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录取。

李肇星的夫人秦小梅女士表示，她这一生颇感欣慰的是成就了两个比较出色的男人，一个是丈夫李肇星，另一个就是她引以为荣的儿子李禾禾。

第1课：培养想像力

禾禾3岁就喜欢问“为什么”，他的问题经常为难我和他爸爸。我跟李肇星商量，何不让孩子自己开动脑筋，自问自答呢？没想到，小家伙还真能自己解决问题。有一天，禾禾久久注视一棵小树，随后问我：“妈妈，为什么小树不会走路呢？”我说：“禾禾自己开动脑筋想想看。”儿子边玩边想，突然说：“我明白了，妈妈，因为小树只有一条腿，我有两条腿，太好了！”我很惊喜，孩子潜意识里已经懂得了“知足常乐”的道理。用这种方法启发孩子的想像力，我尝到了甜头，以后，但凡孩子提问，我总是先要求他自己回答。

第2课：不得“不劳而获”

有一年春节刚过，我的一个朋友向我炫耀，他的孩子今年收了几万元压岁钱。我不以为然，从小我就教育孩子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包括金钱和不劳而获的利益。有一次，禾禾去我的一个朋友家玩，回家时那个朋友要给孩子路费，让他回家坐车用，禾禾坚决不要，但那个朋友也很坚持，禾禾就想了一个办法，先把钱收下，在他家多逗留了一会儿，趁朋友不注意的时候，他把钱悄悄塞在人家床上的枕头底下。事后朋友跟我说起，我才知道儿子的确把我的话记到心里去了，感到很欣慰。

第3课：“身教”的力量

一次，我的一个朋友遭遇了大的挫折，她给我打电话时在电话那边哭了，我于是安慰她，大致是说“别哭了，擦擦眼泪，问题总可以解决的”之类的话。没想到，这个场景竟让禾禾铭记在心了。大多数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都是又哭又闹想回家。有一回，我去接孩子时，禾禾老师跟我说，每次有小朋友闹的时候，禾禾就会走上去劝人家：“不要哭了，马上就到星期六了，马上就可以回家见爸爸妈妈了。”

还有一次，为答谢一个朋友，我和她交谈时多次提到了“感谢”。4岁的禾禾像是听懂了我的话，第二天，我给孩子顺手递了一下书包，禾禾竟然对我说了声：“谢谢妈妈！”从那天开始，我更加意识到家长的言行对孩子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第4课：懂得彼此尊重

禾禾喜欢摇滚音乐，尽管我和他父亲对此不感兴趣，但我们也不干涉他。彼此尊重，已成了我们的家风。禾禾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把家里的钱放在显眼的地方，然后告诉禾禾，这是爸爸妈妈工作劳动挣来的钱，是一家人的生活费，没有爸爸妈妈的允许，不能随便拿。这孩子很是听话。自然，禾禾的东西，我们也从不乱动，乱翻，哪怕是看见他房间很杂乱，我也只是提醒他适当地收拾屋子，绝不越权去乱动他的物品。在家里，禾禾的日记可以大胆地放在书桌上，而不用上锁。禾禾的私人材料也不会为防我们偷看而藏在某个角落。

第5课：学习赞美别人

我和李肇星订过一条纪律：当着孩子的面，从不说别人“不好”之类的话，也不吵架。有禾禾在场时，我们总是肯定别人，赞美别人，讨论“怎样学习人家的长处”之类的话题，李肇星有个特点：喜欢看别人的优点，喜欢表扬人，经常回家对我和孩子说，某人真棒，某某的英文说得太地道了。家里这种赞美他人的氛围也时刻影响着禾禾。有一回，禾禾说：“妈妈，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一定做到比某某还好。”其实，孩子已经粗浅地意识到，爸爸妈妈身边不乏优秀的人才，只有做个更优秀的人，才是爸妈所期望的。为了这个“更”字，禾禾一直默默努力着。2004年，心气儿高的儿子报考了美国哈佛大学，并最终在这一年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录取。

（摘自《中国妇女》）

3. 一个钱包用了二十年

3月下旬，美国《福布斯》杂志的亿万富翁排行榜将年已75岁、有着“股神”之称的传奇投资大亨巴菲特列在世界第二位，身价高达440亿美元，仅次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虽然是超级富豪，但巴菲特在美国的口碑却不错，这主要缘于他生活的节俭和为人的低调。伯克夏·哈撒韦投资集团的董事会大大兼首席执行官巴菲特经常以这样一种形象展示在股东们面前：巴菲特就是你的合伙人，他在为你勤奋工作；他没有利用股东们的共同财产为自己建造任何纪念物，没有巴菲特高塔，没有巴菲特大厦，没有巴菲特机场，没有巴菲特大街，也没有巴菲特动物园。拥有的，只是踏踏实实的盈利。尽管有“股神”之称，有着亿万家财，但巴菲特为人低调。他把他的生活准则描述为：“简单、传统和节俭。”1999年，为了向一家慈善机构捐款，巴菲特拍卖了他的钱包，在此前的20年里，他一直使用这个破旧的钱包。正如巴菲特所解释的那样：“这个钱包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我的西服是旧的，我的钱包是旧的，我的汽车也是旧的。1958年以来，我就一直住在这栋旧房子里，因此，我保存着这些东西。”

4.人生失败了50%

也许你不相信，作为一个当今红极一时的大作家，《中国式离婚》作者王海鸰在成名之前经历了太多人们难以想象的尴尬和磨难，然而这一切又成就了她今天的辉煌。

闪电结婚，又闪电离婚，王海鸰自言自己的人生因为婚姻不顺失败了50％。

1987年底，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赴海南作家笔会。在那里，王海鸰认识了她的前夫。海南笔会一结束，王海鸰就结婚了。可婚后不久，王海鸰和丈夫同时发现了彼此间不可弥合的重大差距。简单说，价值观的差距。于是很快分手。1988年底，王海鸰生了个儿子。儿子的出生改变了王海鸰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生活追求。那一段日子，王海鸰最渴望的是钱。因为那会儿王海鸰月工资只有200多元，要养活自己和儿子，还有保姆。此外，每月还要付保姆60元工资。那时，王海鸰住的地方只有一间房子，没有空间。所以那段时间王海鸰放弃了小说的创作。那时王海鸰家的每一笔支出都要记账，稍有大意就坚持不到下月领工资的日子。肉蛋自是无力再吃，日日带领保姆吃青菜豆腐。那时的王海鸰眼里心中只有儿子，没有过去，不想将来，闭目塞听，像河蚌把自己紧紧裹在自己的壳里，对外不说，怕人回避，也怕人关心。王海鸰的人生能有转机在于那次海南笔会上结识了王朔。

1992年秋，王朔找王海鸰合作电视剧《爱你没商量》。在某些方面，王朔一贯有着先人之前的聪明。当时甲方给的是全国最高的电视剧稿酬。王朔说一人一半。王海鸰表示同意。尽管清楚能拿到“最高”是因为有着王朔的品牌投入，但已顾不得这许多了，实在是太需要钱了，唯有告诫自己全力以赴，以回报他人的平等和大气。除钱之外那次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王海鸰注意到了口语化语言的魅力并进行了刻意的研究和努力。果然后来再写电视剧、话剧，就有了一点得心应手的感觉，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为儿子和她的生计发愁过。这时，她才发现，某些创作技巧迅速提高的最好途径，就是与一位强手合作。

㈡ 跪求话剧，影视剧经典独白

《麦克白》中夫人一段的独白~在第二幕~
《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春妮的一段独白~对指导员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