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四世同堂
⑴ 内地经典电视剧有哪些（从80年代起）
内地电视剧常常被拿来给tvb剧进行比较，“剧情小白，缺乏情怀”之类的评价也是不绝于耳。但内地剧武侠古装题材却广受好评，推荐两部内地电视剧：
《上错花轿嫁对郎》
主演： 黄奕 李佳璘 聂远 沙溢
主演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装爱情剧。
同一天出嫁的富家小姐杜冰雁和武师闺女李玉湖在出嫁途中突遇大雨而涌入同一座庙内避雨，因为慌乱，轿夫们抬错了花轿，于是，两段曲折离奇，阴差阳错的爱情故事就此展开。两个女主娇憨可爱，个性讨喜，而男主们对老婆就三个字——宠宠宠。玉湖天磊两夫妻一在一起，就像两个幼稚鬼，感觉幸福都要溢出来了，这个瓜简直甜透了。
作为2000年的老片子，每个演员都灵气十足，剧情实打实精彩，化妆造型和场景布置都有着那个年代独有的匠心，虽然题目有点太真实，但总体来说，比之现在的一些大制作古装剧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⑵ 关于四世同堂剧本（急！！）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侵华日军的铁蹄践踏着北平城，中华民族一百年来蒙受的屈辱达到顶点。沦陷了的小羊圈胡同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大家一夜之间被迫进入一个梦魇般的世界。
身为四世之尊的祁老太爷是一个倔强、正直、令人尊重的长者，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阅历，使他想当然地以为战争不出三月必停。老爷子一心守望四世之家，向来将“国将不国”放在其次，把他的大寿倒是看得更重要一些。
可是由三孙瑞全“宁在国旗下吃糠，也不在太阳旗底下吃肉！”一腔热血地率先冲出家门投身革命，到次孙瑞丰两口子在私欲驱使下，从家中分裂开来，投奔他们卖身汉奸的“新生活”，四世之家第一次出现“生离”；而后“死别”也找上门来：与事无争的儿子祁天佑上敬父母下佑子小，是一个正派的生意人，结果反受日本人敲诈勒索，游街示众，受辱到极点，被逼投河自尽；全家的宝贝儿，祁老人的曾孙小妞子在日本投降前夕被活活饿死。同时，贪图安逸享受的瑞丰“自做孽不可活”，也一命呜乎，四世同堂之家终于瓦解。
祁家老爷子永远也过不上风光的大寿了。
苟活下来的人同样痛苦：长孙祁瑞宣，是一位中学英文教师，长时间在“尽孝”与“尽忠”之间因不能两全而徘徊，深陷在“偷生”的耻辱之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不为日寇做事，同贤妻韵梅维持着一家老小生计。
而对政治“高度近视”的韵梅也是直到北平沦陷，生活的贫困和折磨，让这个纯粹的家庭妇女才走出了家庭，她的心里才开始不再只有小家，还有国家。
和平的时代过去了，就连一向闭门饮酒养花的落拓诗人钱默吟也要站在斗争场上，转变为敢于在敌人鼻子底下拼命的勇士。
小羊圈胡同的小崔、小文、李四大爷和孙七，也都是在临死才惊觉：“国破，家必亡”的铁理……
当然也有人欣喜若狂地趁机当起了汉奸，捞上了官职与油水，大赤包夫妇就是这其中活得精彩滋润的一对。听说了钱默吟小儿子钱仲石拉着日本鬼子开车赴崖的殉国之举，大赤包夫妇迈出了当汉奸的第一步，出卖钱默吟，致钱默吟被捕入狱。灾难接踵而至，钱家老大被日本人打死，绝望的钱老太太在儿子坟前触棺身亡，小羊圈第一次大发丧。
大赤包却因告发有功当上了妓女所所长，成为胡同里的西太后，汉奸里的模
范汉奸，风风火火，好不风光，惟一的憾事是巴结日本人没找对主儿，本给日本司令官准备的漂亮女儿招弟被个小小的特高科科长李空山给糟蹋了，而家中的眼中钉姨太太尤桐芳也一直未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消失。
一心想沾日本人的光谋个一官半职的冠晓荷却没有太太大赤包幸运，以致为了一个小小的官职不惜卖了姨太太尤桐芳。
而最铁杆的汉奸还要数汉奸组织“新民会”宣传干事蓝东阳，由于其对日本天皇的绝对效忠，甚至被当成标本运往日本研究其基因机理。
汉奸们曾“义结金兰”，却也脱不过狗咬狗的命运，瑞丰就成为被咬的葬品。
战争激怒了人，也改变了人，将招弟从一个纯洁的姑娘变成了日伪特务，也将矛盾的高第转变为了一个革命者，与瑞全并肩站在一起，并让尤桐芳愤而掏出了炸药扔向了日军……
小羊圈胡同的其他人或抗争，或隐忍，或苟且，或偷生，有人认贼作父，有人偷偷骂娘，更多的还是暗暗的反抗……
只有在战争面前，人性之花才绽放得如此肆意与浓烈！
本剧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文化心理，是一部沦陷区平民心灵史。胡同里形形色色的正邪生存状态，表现出民族存亡之际，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崇高的民族气节与苟且偷生、助纣为虐、卖国求荣的鲜明对照。也充分说明了一个民族的落后，将会遭到怎样的结局。
忍辱负重的八年，觉醒抵抗的八年，终使胡同里的人们彻底懂得国之尊严、民族之尊严、人之尊严。
本剧正是通过这些普通中国人在抗战中的惶惑、偷生、苟安的社会心态与觉醒抗争的精神风貌的描述，在正反两种文化人格类型的比照中寻求着复兴民族、富强国家的理想人格，借以强化民族的生命力。
人性百态，尽在《四世同堂》。
20多年前的《四世同堂》云集了一批实力派演员，如今，由黄磊、蒋勤勤、赵宝刚等主演的新版《四世同堂》将于今晚在CCTV－1首播。
昨日记者专访了该剧的导演汪俊，讲述了剧情背后的故事。
蒋勤勤的照片差点毁了她
汪俊是先看蒋勤勤照片的，可那张照片差点让蒋勤勤演不成韵梅，“她的照片，很胖，根本没有苦难的感觉，对用不用她挺犹豫的。后来看本人才放下心来。”汪俊还称希望韵梅能再朴素一些，平凡一些，但随即又说，“现在这样也不错。她总是家里最忙的一个人，一直不停干活，拿着抹布，连说话时都不抬头看人。以前的蒋勤勤一直是高贵、清纯或刁蛮的，这次很不一样，观众会发现，她彻底沉下来了。”
赵宝刚是被忽悠进来的
谈到赵宝刚的参演，汪俊笑称其实赵宝刚只是帮忙，“他跟我是好朋友，恰好那段时间他有空，而翻拍经典很多人不愿来，怕被比较，超越不了。直到开机10天，也没有人选，我让他过来试装，是试另外一个角色，后来，我就说你演冠晓荷吧，他穿上那衣服，我们一大堆人起哄说像，他就没法子推了。”
说到名导赵宝刚做演员的样子，汪俊表示，“他演戏很紧张，最开始还直哆嗦，一看台本就喊‘天，这么多词，要我的命啊’。还有一场活埋戏，戏拍了一上午，他的嘴里、耳朵里全是泥，牙齿全黄了，回去洗了好长时间。我都不忍心了。”
而对元秋饰演的大赤包，汪俊也透露，“旧版的大赤包太深入人心，我找了斯琴高娃、王姬，她们都觉得挑战太大，不愿意接，最后定了元秋。她很放得开，有母老虎的架势，形象还有些卡通，观众一定会感到惊喜。”
《四世同堂》人物简介
韵梅———蒋勤勤
这个女人识大体，明事理，质朴、隐忍，一直用她坚强又弱小的身躯支撑着祁家大院。
旧版演员：李维康。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平生只拍了这一部电视剧，深厚的艺术功底，塑造的具备中国传统女性优点的角色让人过目不忘。
祁瑞宣———黄磊
“四世同堂”的祁家第三代，既有从老市民身上留下来的性格特征，又接受了新式教育，这就使他的内心和行动都充满了矛盾。
旧版演员：郑邦玉。话剧演员郑邦玉将祁瑞宣善良、正直，具有爱国思想，却又软弱忍从，“尽孝”和“尽忠”的两面，演绎得淋漓尽致。
大赤包———元秋
胡同里的“西太后”，汉奸里的头羊，贪婪而不抠门，爽快却又势利。她最为现实，这一类人的特点在她身上有最集中表现。
旧版演员：李婉芬。李婉芬已经过世多年，但是只要提到《四世同堂》，观众还是会想起那个头戴插了野鸡毛的帽子的“大赤包”。
冠晓荷———赵宝刚
“大赤包”的老公，相貌、言谈举止、嗜好各项都“成熟、得体”的汉奸。
旧版演员：周国治。冠晓荷是他塑造过的最为著名的人物形象。冠晓荷也是旧版中最具性格特点的人物之一。本报记者 孟丽
新《四世同堂》非偶像、不怀旧
1985年，电视剧《四世同堂》热播，贴着老舍作品的标签成为一部经典。
如今新版《四世同堂》上演，被拿来与旧版对比是必然的。
对此，导演汪俊称早有准备，并自信该剧将是又一部经典。
非偶像剧
蒋勤勤和黄磊都结婚了，怎么会是偶像剧
新版《四世同堂》的主要演员是黄磊和蒋勤勤，对比之前朴素的祁瑞宣和韵梅，两个很有现代气息的演员未免太好看了些，不少人由此认为新版《四世同堂》很偶像，再加上一向擅长拍摄“谈情说爱”剧的导演，这部剧是不是变了味道也说不准。
导演汪俊笑称，“黄磊和蒋勤勤都结婚了，怎么会是偶像剧？”对于选择他们的原因，汪俊表示，黄磊很适合演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演过很多类似的角色，之前我导演的《家》他也是主演，他身上有书卷气，很强的文学气质，他演祁瑞宣是得心应手的。”
至于蒋勤勤，汪俊称韵梅这个角色贯穿三十集，不能太难看了，“蒋勤勤演戏很好看，她生完孩子气质已经沉淀下来了，我告诉她，你一定要演成家庭主妇，她自己也很努力，没有别人担心的那种很洋气很现代(的感觉)。”
但蒋勤勤还是有点太漂亮，汪俊说：“漂亮？还好吧，还是朴素的漂亮。”对于黄磊的疑虑似乎少一些，“小说中祁瑞宣也很好看。”汪俊表示对蒋勤勤和黄磊的表演都很满意，“实力或者偶像都不是绝对的，长得好看的也会演戏不是很好吗？”
是翻拍剧
忠于原著，但要符合现代审美
翻拍，尤其是经典翻拍历来不是件讨喜的事情，如果太颠覆了，会被说成糟蹋经典，如果太遵规守旧了，又会被说成完全复制，没有意义。
《四世同堂》是老舍认为“可能是我最好的一本书”的作品，1985年的电视剧《四世同堂》热播并成为代表中国本土电视剧的“正史”开端。这一部题材厚重的作品，如今再度翻拍，会不会破坏了厚重感？
汪俊也承认翻拍是一把双刃剑，不过他认为经典翻拍好就好在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跳舞，“我的所有改动都是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的，尽力做到神似甚于形似。而且也没有大的改动，人物、情节、线索都没有，所有改动都是合理的。”
谈到不可避免地会被比较，汪俊坦言，“我当然不希望被比较，但也无所谓，我有信心拍出一个跟旧版完全不一样的《四世同堂》。”
汪俊还称，名著在不同阶段可以有不同解释，但如今再拍《四世同堂》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保持名著深厚的文学基础，也要符合现代审美，如果只按旧的版本来拍，都是过去的东西，也没有必要拍了。”
非怀旧剧
轻喜剧元素，适合80后观众
《四世同堂》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为时代背景，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形象、真切地描绘了以小羊圈胡同住户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一部讲述如此厚重题材的电视剧，收视群体会不会只固定在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观众？
汪俊称这部剧其实很适合80后的观众，“我拍的时候就不想太沉闷，就考虑要年轻的观众喜欢。80后不是喜欢看《武林外传》吗？我们有汲取那部剧的灵感，这部剧有轻喜剧的风格。”被问及台词方面是不是变化很大，汪俊说，“台词方面不会有太多变动，还是老舍的风格，但你知道书里面的台词是支撑不起三十集的，不过我们增加的台词不会改变老舍的风格。”
与此同时，在服装道具等方面，也与旧版很不同，“会现代一些，总之整个基调都很明亮，它和旧版是完全不同的剧。我相信大家看了几集后，会完全忘记旧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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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很小时候看过一个喜剧家庭内容的电影，刘青云 郑裕玲是配角。
感觉是《大富之家》。
《大富之家》由美镭射影碟有限公司出品的喜剧电影，由高志森执导，张国荣、梁家辉、黄百鸣等人主演。
该片讲述了香港富翁任大宽一家四世同堂，无奈几个儿子各有烦恼事，随着罗伯特的出现，任大宽一家生活得以改观。1994年2月6日《大富之家》在香港首映 。
⑷ 请问《四世同堂》是否获得过矛盾文学奖
●“老舍差点获诺奖”像“老舍之死”一样，至今仍是个谜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记述历史的才能，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的主要禀赋；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哪一种记忆不是写满了编年史，……大多数人的说话都是记述，而不是为了表达思想———它确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见闻经历；这种经历，如果他们健谈，就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如果离开叙述，交谈的溪流，即便在最聪明的人中间也会干涸，变成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间就会完全枯竭。”
关于老舍是否曾经差点获得诺贝尔奖，正是这样一个人们“健谈”了 20多年的话题。这个话题，无疑是经“口述”而来，并已由“口述”写入了“正史”。先看下面这段文字：“ 1966年 8月 24日这张日历，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是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 1988年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论及老舍之死时开篇的一段话，历史叙述显得确凿无疑。里边提及的那项没有点名的“国际性的文学奖”，不言自明指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至少我还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在他 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也关切着老舍。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销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可上述的“历史叙述”存在一个极大的无法解释的矛盾，即老舍去世是在 1966年，而川端康成获奖是在 1968年。我想，第一，绝没有可能把 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第二， 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是要授予老舍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研究“口述史”再好不过的范例。我想在此挖掘的是，老舍与诺奖的情缘是历史上确实曾有其事，还是口述历史下子虚乌有的以讹传讹？
●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这使有关的人都有了编故事的嫌疑
为写这篇文章，我再次向老舍之女舒济和老舍之子舒乙进行了核实，他们都清晰地记得，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 1978年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 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
同时，舒乙还向我讲述了另一个并非题外的细节：梁实秋去世后不久，他的遗孀韩菁青到北京探望冰心，当时舒乙在场。梁夫人当时说，梁实秋生前交代，等自己百年之后，让她到北京，只转告冰心和老舍的家人一句话，即在梁的眼里，中国的现代作家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获得诺奖，那个人就是老舍。
可见，关于老舍差点获诺奖并非空穴来风。对于这个说法的详情，曾有不止一家报纸引述舒乙的话作过报道。此仅举一家报载原文：“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 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 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 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 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死于 1966年 8月 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 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后介绍说，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舒乙同时列举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萧乾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文洁若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
有意思的是，这家报纸在向文洁若求证以后，发表了题为《文洁若对老舍曾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的报道，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先生获得了 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
更有意思的是，文洁若确曾写过文章记述此事。她在文中写到： 1980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 1981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住的萧乾家拜访。“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文洁若“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另外，文洁若推断，“我不相信直到 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 1966年。”我想，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获奖的“那一年”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之一。 [笔者按：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 2001年 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 ]
最有意思的是，发表文洁若此篇文章的 2000年第 1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在文尾特别加了一个“编按”：“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就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甚至使曾经如此“口述过”的人都有了编故事之嫌。
●让“口述者”似乎感到了“尴尬”的人证不断浮出水面，他们的记忆各有不同
为写此文，我专门发电子邮件，请日本友人冈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中提到的藤井荣三郎求证。很快， 2005年 5月 29日，藤井先生给冈田女士写了回信。热心肠的冈田女士收到信以后，便用国际特快邮寄给我。我又请同事李家平先生将此日文信翻译成中文，终于见到了这位极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证词”。为保持信的原貌，特摘引如下(信中划着重线部分，为藤井先生所加。)：
冈田祥子先生关于您所询问的事情，我向您说说我的记忆，要把事情的时间性搞清楚，还得参照我的经历来讲。
从《日本文艺杂志》上见到原本考虑授予老舍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又失去的消息，并把这些告诉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确实是我。当时他们听了也感到吃惊，我想这些您也许不清楚。可是，时间上并非“ 1978年或 79年”，而是 1981年 4月。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拜访舒家，是在滞留北京的那几日，……在同(舒乙、胡絜青)两位畅谈中，我记得向他们说起：“日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谈到，川端康成获奖后，他从瑞典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原本获奖者是考虑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为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这个笔会的人说，川端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但作为人道主义的受奖者来说，还是老舍先生更为合适。”
不记得我向舒乙先生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的经过，因为那杂志的文章上，在“秘密投票”方面，有没有记述方面的详细说明，我全然没有印象。
在当时的几种杂志里，我只选刊登创作和评论的买来看。主要是《文学界》、《新潮》、《群像》、《文艺春秋》四种。在我的记忆里，《文学界》曾把几个人的随笔、回忆性短文集中发表在一个类似轻松沙龙的栏目里边。记得执笔者中有崛田善卫，也许还有其他人。总之，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记录，便将这本杂志藏入书斋。这篇文章刊于哪年哪个月号，此外，杂志是否真的是如我所记忆的《文学界》，已不是很清楚了。当时我手头有事，且认为什么时候要看，随时找出来就可以了，于是一直没有再找。但文章刊登的时间可以确定，记得这篇文章，是刊登在杂志的 11月号或 12月号，也许还要再稍晚一点。总之没有把杂志名称、刊行月号和作者名字记录下来，是个大失误。在 1981年和舒乙先生、胡絜青先生会面数年后，忽然舒乙先生向我打听杂志名和作者名。本当把杂志邮寄过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时我的书斋曾做过一次大扫除，清理过一些没用的杂志，也许当时就把那本杂志错误地归入无用的书籍和杂志当中了。但是，不管怎样，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上，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说实在的，收到舒乙先生的信，我连忙跑到中之岛图书馆，查找川端先生获奖后一年以内出版的杂志，在《文学界》等杂志的目录中，寻找可能的文艺消息、短篇随笔，可是我无法确认是哪个人。以上，只能向您做一些不是很确切的答复，实在是抱歉。……
我想，一定是写完信的藤井先生尚觉言犹未尽，特意又补上一段“附记”：
我向舒乙先生说“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在 1981年我们初次见面时说的，应是两年后在名古屋老舍研究会成立( 12月)，我出任关西地区常任委员的时候，而 1981年我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几年，在老舍研究会的闲聊中，也曾和几个人提起前述那本杂志，谈过老舍和诺奖的事情。也许您知道，我是惦记着这桩事的。总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从藤井的信中看，他的“记忆”与舒乙的“记忆”在一些细节的“历史叙述”上，有不吻合的地方：一是时间，舒乙记得他们的会面是 1978或 1979年，而藤井记得是在 1981年。这是次要的；二是内容，出入就更大了。关键有两点，一、藤井“不记得”他向舒乙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及“秘密投票”方面的经过。二、藤井只“记得”他向舒家“口述”的是：他是从“日本文艺杂志”看到，是“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从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老舍与诺奖的事，而非在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仪式上由瑞典驻日大使亲口说出的。
这未免有点儿让人“尴尬”。其实，在此之前，另一个让“口述者”似乎感到了“尴尬”的人证已经浮出水面，他就是瑞典文学院院士、担任过某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执行大大、而且是诺奖评委里惟一懂中文的马悦然。《明报月刊》在刊登文洁若《老舍差点获诺奖？》的同时，还刊登了马悦然的文章《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在马悦然的“记忆”里，老舍是他及妻子“当年的亲密知交。”并由于 1966年时他还不是瑞典学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开诺奖中关于老舍的事情。“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 Pau l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
可他还是因“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 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 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 1988年如果他不辞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
由此，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马悦然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相吻合。只可惜那位当年瑞典驻日本大使，没有提供任何“口述”或文献的佐证(藤井先生的信未证实有瑞典驻日大使如是说)。看来那惟一的客观史实，历史的真相，即到底 1966年或 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的终审名单，只有等到 2016年或 2018年老舍去世 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 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由“口述史”遗留的“历史”公案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因为，从马悦然所说便可知道，“作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五十年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
换言之，如果历史的档案文献验证了口述传说，那至少这段叙述老舍差点获诺奖的“口述史”便是真实的历史，并为“口述史”可以作为“正史”的旁证提供了实际的现实依据；而如果相反，则这段“口述史”便仅仅是流传民间的稗官野史，又反过来为只信“正史”而瞧不起“口述史”的人提供了攻讦的口实。但无论如何，只有到“那一天”，一切谁是谁非无休止的争论，才能真正就此打住。
●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在无意识地追求“趋近真实”，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
然而，在目前尚处于没有“考古挖掘”作为旁证的阶段，心存“疑古”也还是说得过去的。我在翻查《老舍全集》时，发现了一封时间标明写于 1956年至 1957年间的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短信，只有一句话：“ I am not CaoYu,I am LaoShe,且不一一。”译为中文为“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
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多亏有编者的脚注：“瑞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邻居去喝茶。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 19号的老舍。老舍用此简短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
如此看来，当时担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马悦然的“口述史”也未必准确，至少在他任职时，或准确到 1956年至 1957年间，他还没和老舍成为“当年的亲密知交”，否则应不会不知道住在丰富胡同 19号的应是老舍，而不是曹禺。
这又让我想到了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历史》一书中所说，他认为， 19世纪的那些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无论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还是兰克、布克哈特等，各自都有一种认识历史的理论构架，表现在写作风格和形式上，或是比喻，或是借喻；或是喜剧，或是悲剧。“历史事实在他们的笔下只是他们构思和使用的素材，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铺陈历史的真相，而是抒发他们自己的人生观和历史观。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著述一如文学家的小说创作，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要依靠想像力和创造力。”这样，历史的真实性变得模糊了。历史对他来说，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怀特认为全部历史叙述都是“言语虚构，历史叙述中的语言虚构十分丰富”，“从言语产物角度看，历史和小说彼此之间难以区别”。同样，“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对立……也是很有问题的，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我没有理由认同后现代历史学把“历史”与“过去”截然分开。因为这样“把过去的真实存在悬置起来，历史学的目的却只是追问‘文本’与‘叙述’。”没有了“过去的真实”的历史叙述只是理论上的空穴来风。先以“老舍之死”的“文本”与“叙述”为例，它首先要有“过去的真实”，即历史确实存在的“八·二三事件”，然后才有 30年余后历史见证人面对我采访时的历史叙述。尽管他们的历史叙述免不了“春秋笔法”，但我也愿意相信：“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在无意识地追求‘趋近真实’，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由于各种考古遗迹、文献档案、口述资料、回忆传记以及其他史料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把‘过去’与‘历史’彻底分开，像文学创作一样‘无中生有’，进行想像甚至幻想。因此，只能在‘历史的重构’中叙述———在‘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以后，首先要有重构、显现，才能进入‘叙述’———历史并不是‘过去’的无序的堆积和散乱的拼凑，它也并不是一个关于虚无的文本，你不可能把实在的、曾经发生过的、并残留在各种遗迹、文献、记忆中的‘过去’完全放逐。”
可是，就老舍差点获诺奖这件事来说，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也有可能是，它作为“过去的真实”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一直是个“神话”。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愿意相信“神话”，甚至希望它永远都不要被打破
⑸ 吴秀波在四世同堂里扮演的谁
角色介绍：
1：黄磊饰演祁瑞宣，全剧的一号主人公，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热爱国家，崇尚科学，是儒家伦理中标准的长兄长子长孙，有一些像父亲祁天佑，多数时间是不愿多开口的，但是又不像父亲，比父亲多一些热情，多一些谋虑，多一些成熟和练达，作为一家中挑重担的老大，从没有怨言，对上孝，对下慈，对妻子爱，对弱小的人同情，对敌人仇恨，整部《四世同堂》是一个心路历程，在这个历程里，代表了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个英雄儿女，从默然忍受到挺身反抗，犹豫和徘徊是哈姆雷特式的，因为不盲目，理性的、冷静的，是一个对很多人负责任的男人，可贵之处在于此，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大哥和长辈；
2：蒋勤勤饰演韵梅，一个非常传统的城市女性，是瑞宣的腿，是瑞宣心思的执行者，瑞宣是一家人精神上的顶梁柱，是物质上的，身上有传统家庭妇女的优点，吃不饱，儿女和老人要吃得饱；睡不好，丈夫要睡得好，丈夫天，家是世界，从早忙到晚，也不会忙完的，没什么文化，但有爱憎，是这个家的底色；
3：元秋饰演大赤包，是这部小说最抢眼的人物，《四世同堂》哪怕已经看过了三十年，也不会忘记这位活宝，简直就是绝了！是胡同里的西太后，汉奸里的模范汉奸，相信现实主义，是每个人内心小人情结的放射体，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形象， 大赤包或许早年出身于旗下，姑奶奶的作风十足，势利眼、恶毒，但不失光棍气，有敢作敢当的精神，单这一点，也远远压过所有群雄，一雌独秀。她了不起，可以胜任繁重的工作，日本人交给她什么差事，都能有声有色。她贪婪，但不抠门，她豪爽，是女中丈夫，大赤包身上还是有非常可爱的一面，单纯地厌恶和任何概念化的描述，都不能概括大赤包，她是一个不可模仿、不可复制的艺术形象；
4：赵宝刚饰演冠晓荷，是中国文化中最庸俗的那一部分的精髓，良心呢？有一点点坏，对朋友呢？有一点点不忠，对女人呢？有一点点不纯情，反正什么都离至正至大缺一点点，这一点点，既是自私，也是油滑，书读过一点点，美食懂一点点，皮黄懂一点点，大鼓还会唱两句，这种人到今天还没死绝，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受欢迎；
5：曾静饰演祁老太爷，是穷苦人家出身，做过生意，当过苦工，他身上有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勤俭节约，洁身自好，祁家的院子，每块砖都是用他的血汗钱买下来的。他虽然没读过书，但是信奉那些儒家的信条，比读过书的人们还坚定。他行端坐正，慈有余而威不足，健康、热情，身上一点没有大城市的滑头和势利眼，他是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当然，他也有糊涂和蒙昧的时候；
6：王澜饰演胖菊子胖，而且蠢，而且贪，而且狠，而且小气。女人最坏的素质有多少她就有多少，大赤包身上还有点可爱劲儿，招弟身上还有点让人同情的劲儿，她身上，除了招人讨厌就是招人讨厌，这是全剧最遭人恨的角色。所以老舍先生把她配给了臭狗屎一样的蓝东阳。胖菊子要有多坏演多坏。她除了长得像个人，基本上就是个活牲口，除了知道爱吃肉，喜欢钱以外，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
7：陈昊饰演祈瑞丰，是四不靠的人，祁家人的优秀特点他身上一点没有，祁家人身上的弱点，他都成倍地继承，属于没有优生优育过的。软弱、自私、胆小、虚荣、虚伪、好吃懒坐、抽烟喝酒，大的毛病没有，小的毛病一堆。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干什么，永远都是学样儿。学会了自由恋爱，娶回一个丧门星胖菊子回来。学会交朋友，交上一个比他还不是东西的冠晓荷。学会当官，当成一个汉奸们都不待见他的官，学会当特务，结果把小命断送了。 他是一个糊涂蛋加倒霉蛋，又可怜又可恨，他身上或许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就是不够无耻。害怕大哥和爷爷，可惜就这一点；
剧情简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侵华日军的铁蹄践踏着北平城，中华民族一百年来蒙受的屈辱达到顶点。沦陷了的小羊圈胡同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大家一夜之间被迫进入一个梦魇般的世界。身为四世之尊的祁老太爷是一个倔强、正直、令人尊重的长者，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阅历，使他想当然地以为战争不出三月必停。老爷子一心守望四世之家，向来将“国将不国”放在其次，把他的大寿倒是看得更重要一些。
可是由老三祁瑞全“宁在国旗下吃糠，也不在太阳旗底下吃肉。”一腔热血地率先冲出家门投身革命，到次祁瑞丰两口子在私欲驱使下，从家中分裂开来，投奔他们卖身汉奸的“新生活”，四世之家第一次出现“生离”；而后“死别”也找上门来：与事无争的儿子祁天佑上敬父母下佑子小，是一个正派的生意人，结果反受日本人敲诈勒索，游街示众，受辱到极点，被逼投河自尽；全家的宝贝儿，祁老人的曾孙小妞子在日本投降前夕被活活饿死。同时，贪图安逸享受的瑞丰“自做孽不可活”，也一命呜乎，四世同堂之家终于瓦解。祁家老爷子永远也过不上风光的大寿了。苟活下来的人同样痛苦：长孙祁瑞宣，是一位中学英文教师，长时间在“尽孝”与“尽忠”之间因不能两全而徘徊，深陷在“偷生”的耻辱之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不为日寇做事，同贤妻韵梅维持着一家老小生计。而对政治“高度近视”的韵梅也是直到北平沦陷，生活的贫困和折磨，让这个纯粹的家庭妇女才走出了家庭，她的心里才开始不再只有小家，还有国家。
和平的时代过去了，就连一向闭门饮酒养花的落拓诗人钱默吟也要站在斗争场上，转变为敢于在敌人鼻子底下拼命的勇士。
小羊圈胡同的小崔、小文、李四大爷和孙七，也都是在临死才惊觉：“国破，家必亡”的铁理，当然也有人欣喜若狂地趁机当起了汉奸，捞上了官职与油水，大赤包夫妇就是这其中活得精彩滋润的一对。听说了钱默吟小儿子钱仲石拉着日本鬼子开车赴崖的殉国之举，大赤包夫妇迈出了当汉奸的第一步，出卖钱默吟，致钱默吟被捕入狱。灾难接踵而至，钱家老大被日本人打死，绝望的钱老太太在儿子坟前触棺身亡，小羊圈第一次大发丧。
大赤包却因告发有功当上了妓女所所长，成为胡同里的西太后，汉奸里的模范汉奸，风风火火，好不风光，惟一的憾事是巴结日本人没找对主儿，本给日本司令官准备的漂亮女儿招弟被个小小的特高科科长李空山给糟蹋了，而家中的眼中钉姨太太尤桐芳也一直未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消失。一心想沾日本人的光谋个一官半职的冠晓荷却没有太太大赤包幸运，以致为了一个小小的官职不惜卖了姨太太尤桐芳。而最铁杆的汉奸还要数汉奸组织“新民会”宣传干事蓝东阳，由于其对日本天皇的绝对效忠，甚至被当成标本运往日本研究其基因机理。汉奸们曾“义结金兰”，却也脱不过狗咬狗的命运，瑞丰就成为被咬的葬品。战争激怒了人，也改变了人，将招弟从一个纯洁的姑娘变成了日伪特务，也将矛盾的高第转变为了一个革命者，与瑞全并肩站在一起，并让尤桐芳愤而掏出了炸药扔向了日军。小羊圈胡同的其他人或抗争，或隐忍，或苟且，或偷生，有人认贼作父，有人偷偷骂娘，更多的还是暗暗的反抗。
⑹ 老舍的四世同堂好看吗
《四世抄同堂》确实是一部经典之袭作。历史、思想。都十分深刻。所以这部作品是一部好看的作品无疑，但是你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看，细细品，好好看看在那个年代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在想什么。老辈人的思想文化。真是一部非常好看非常经典的著作了！
⑺ 演过哪些电视剧
主要电影：
1971年《火女》
1985年 《妈妈》
1988年《快乐回到死的经答历》
2003年《偷情家族》
2004年《春暖花开》
2005年《那时那些人》
2005年《请别非礼我》
2006年《古老的庭院》
2006年《我们的幸福时光》
2007年《黄真伊》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