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发展史

Ⅱ 话剧发展的三个阶段及代表作

中国话剧发展的三个阶段及代表作：

1907年：诞生
代表人物：李叔同(弘一法师)
代表剧目：《黑奴吁天录》
1907年，李叔同(弘一法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一个旨在研究各种文艺的“春柳社”。1907年春，春柳社的成员们参加了日本东京中国青年会为国内徐淮水灾而举行的一个赈灾筹款游艺会，并尝试性地演出了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之第三幕，获得了在东京的世界各地人士的交口称赞，尤其是李叔同反串的茶花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后来在《芝居》杂志上发表的《对于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李君演得非常好……李君的优美婉丽，绝非本国的演员所能比拟。”
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欧阳予倩回国后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不久后，春柳社又演出了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在表演中，他们首次采用了分幕表演法，并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的特点，使演员塑造的角色更为丰满、立体、真实。这场表现了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的演出再一次在东京演剧界引起巨大反响，还曾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园的好评，并认为中国青年的这种演剧象征着中国民族将来的无限前途。
而《黑奴吁天录》的成功，确立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剧形态。它对日本“新派剧”中源于西方戏剧的布置设计、服装、化妆、刀具、灯光等方面的潜心研究和大胆实践，对日后中国话剧在舞美方面的发展都有着很大影响。同时，也标志了中国话剧在真正意义上的诞生。

20世纪30年代：兴起
活跃人物：曹禺、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
代表剧目：《卡门》、《夜未央》、《血债》、《秋海棠》、《气壮山河》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历史饱经忧患的年代，这一时期，中国话剧转向了现实主义，一扫既往浪漫、感伤的基调，转向悲愤、抗争，主动承担起唤起民众、拯救国家的重任，开始走向成熟。其主要特点是：把话剧同中国社会的、人民大众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植根于民族文化，在借鉴西方话剧的同时，以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对这一外来艺术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为中国现实所需要、为中国民众所喜爱的戏剧品种;涌现了曹禺、夏衍等一批杰出的剧作家和一批杰出的剧作。同时，职业剧团开始出现，演剧艺术接受和达到世界的水准。
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戏剧在中国兴起，话剧与现实更密切地结合起来。1930年，田汉将法国小说《卡门》改编为同名话剧，试图“借外国故事来发挥革命感情影响中国社会”。稍后，欧阳予倩把一部前苏联戏剧搬上舞台，以此抗议帝国主义杀害中国民众的罪行。1930年底，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简称剧联)在上海成立，联合主要的戏剧组织和进步的戏剧界人士，开展声势浩大的左翼戏剧运动。
1936年，中国戏剧界抗日救国的呼声日趋高涨。戏剧家们以戏剧为武器，开展抗日救国的演剧运动。田汉、夏衍、洪深、陈白尘、于伶等在空前伟大的救亡运动中，同仇敌忾，表现出色——“国防戏剧”发挥了唤醒民众、鼓舞斗志、团结御敌的作用。
当时还产生了“红色戏剧”，是特定历史年代产生的群众性戏剧活动。1932年，江西瑞金成立了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每逢节假日都举行话剧演出，还经常到乡间巡回演出。红军长征后，将“红色戏剧”的种子撒向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抽调了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东北，在部分地区组建文工团。他们每到一处，都边演出文艺节目，边做群众工作。《夜未央》、《血债》、《秋海棠》、《气壮山河》等话剧在当时的民众之间反响很强烈。

新中国话剧：成熟
活跃人物：老舍、田汉、郭沫若、焦菊隐等
代表剧目：《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刘莲英》、《龙须沟》、《关汉卿》、《霓虹灯下的哨兵》
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话剧主要是讴歌革命的胜利，包括《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保卫和平》等，其次是歌唱新中国的主题，如《刘莲英》、《龙须沟》、《春风吹过诺敏河》等。1949年底，老舍从美国回来，创作了《龙须沟》，可以视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接着出现了标志新中国话剧发展中的一批峰巅之作。首先，是一批“第四种剧本”，如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等。
1957年发表的《茶馆》，不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剧中写了3个历史时期，时间跨度50年，写活了70个人物，总导演焦菊隐(1905年~1975年)为这出戏的成功也有着出色的贡献。
1958年，田汉的《关汉卿》问世，也是历史剧创作发展的一个标志。《关汉卿》是不但体现着田汉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最优秀的剧作之一。
20世纪60年代前期，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后，话剧创作又出现了一次高潮。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剧目，如《第二个春天》、《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激流勇进》、《南海长城》等。它们虽然过于突出理想教育，过于注重塑造英雄人物，但在艺术上已比较成熟，人物刻画得比较生动。

Ⅲ 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

中国戏剧的起源应从远古社会的祭祀活动说起。人们带着面具、跳着舞蹈与神灵勾通，可能还有唱词。楚辞中的九歌就是屈子整理修改的楚国先民祭祀时吟唱的歌词。尤其是湘君和湘夫人中还有对唱，试想一下，二个人身穿远古时期的服装，带着神的面具走上祭坛，高声的吟唱。有情节、有故事。这是不是很像二个演员穿着行头，画着脸谱走到戏台上唱戏？当然这种祭祀活动还不能称之为戏剧，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戏剧是用来娱人的，而祭祀是用来敬神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戏剧的雏形。
到了东周时期出现了供人娱乐的俳优，但这还不是戏剧，因为他们不过是以滑稽的言行来逗乐贵族。之所以提他是因为这种风格后来渗入中国戏剧甚至在华语电影中也能见踪影。西汉时出现的百戏广泛的汇集了民间各种表演艺术，并受西域文化影响出现如《东海黄公》的戏剧性故事的演出，这大概可以算做是准中国戏剧了。
汉唐以来戏剧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发展，但歌舞的发展迅速，这为戏剧的正式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真正意义上的戏剧的产生是在宋金时期。北宋时期出现杂剧，分艳段（入话）、正杂剧（正剧）、杂扮（调笑）三部分演出。《东京梦华录》记载：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可见当时这种宋杂剧是很受民众欢迎的。当是的杂剧故事多取材于宗教故事、传奇、话本小说。且这时候因受傀儡戏的影响，产生了脸谱。
元朝是中国戏剧的成熟时期，这时候涌现出大量的优秀剧作家和优秀剧目如关汉卿的《窦娥怨》、《救风尘》，王实甫《西厢》，白扑的《墙头马上》、《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等。这时候中国戏剧的行当正式产生和确定了。可惜的是元杂剧只有剧本流传于世，其表演艺术没能流传下来。也正是因为元杂剧没能流传后世，才使得晚于它出现的昆曲被现代人称为百戏之祖。
元末，顾坚等人把流行于昆山一带的南曲原有腔调加以整理和改进，称之为“昆山腔”，为昆曲之雏形。明朝嘉靖年间，杰出的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的声律和唱法进行了改革创新，吸取了海盐腔、弋阳腔等南曲的长处，发挥昆山腔自身流丽悠远的特点，又吸收了北曲结构严谨的特点，运用北曲的演唱方法，以笛、箫、笙、琵琶的伴奏乐器，造就了一种细腻优雅，集南北曲优点于一体的“水磨调”，通称昆曲。昆剧行腔优美，以缠绵婉转、柔漫悠远见长。在演唱技巧上注重声音的控制，节奏速度的顿挫疾徐和咬字吐音的讲究，场面伴奏乐曲齐全。
昆曲的著名剧目有《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精忠旗》、《十五贯》、《雷峰塔》、《清忠谱》、《风筝误》等。
昆曲在清初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康熙、乾隆、曹雪芹、江春（乾隆时期扬州最大的盐商）都对昆曲极为喜爱。但因为昆曲剧本致雅，文人气太重，再其它地方戏兴起之后昆曲的地位迅速下滑。张坚《梦中缘序》记载：长安(指北京)梨园称盛,都人所好,惟秦声(秦腔)、罗(罗罗腔)、弋(弋阳腔),厌听吴骚,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可是昆曲幸于元杂剧，直到现在还在传唱，因为中国始终有一群人钟情于它，这一群人被称做“文人”。
昆曲被称为中国百戏之祖除其产生的时间早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民国至建国初是昆曲最没落的时期，这一辈昆曲演员是“传”字辈，这显然表达了他们师父的一种期望。这一时期的传字辈艺人几乎没有一个从事昆曲事业，而是在其它各京剧团或地方戏剧团任艺术指导，他们把昆曲的艺术带入了京剧和其它地方剧种，在中国几乎毎一个剧种中都有昆曲的影子。
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称号。
随着昆曲的没落，京剧逐渐取代了昆曲成为中国的国戏。
乾隆年间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进京。“四大徽班除演唱徽调外,也唱昆腔、吹腔、四平调、梆子腔等，在表演艺术上博采众长,融于徽戏之中，兼之演出阵容齐整,上演的剧目丰富,颇受京城观众欢迎。后徽剧与湖北的汉剧相互相融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史称徽汉合流。道光至咸丰年间,经徽戏、秦腔、汉调的合流,并借鉴吸收昆曲、京腔之长而形成了京剧。
之后京剧名家辈出，京剧进入鼎盛时期。
昆曲最没落的时期也正是其它地方戏的繁盛时期，一时间越剧、川剧、豫剧、黄梅戏……百花齐放。
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包括戏剧在内的传统文化被人们遗弃，近几年又重新被一些人重视起来，但愿这是中国文化再次振兴的兆头。

Ⅳ 话剧的历史发展概括和基本特点

论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

田本相

（一）

现实主义，这几乎是一个用烂了的概念，特别是由于是由于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再次输入和倡导，愈发显得现实主义成为一只“丑小鸭”。对现实主义忽然现代主义在中国话剧历史上的误解，几乎是一样的。把现实主义说成是中国话剧史上唯一的战斗传统，既显得笼统又缺乏具体的分析和评估；而简单地情绪地否定这样的传统，并不见得是一种理论历史研究的进步。把现代主义戏剧看成是最时髦似乎又是最先进的，起码说明对西方现代派戏剧中国话剧史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兴衰缺乏了解，而由此导致对现实主义的鄙视，也是一种偏见。

不管现实主义概念是如何含混模糊，也不管人们对它是喜欢还是讨厌，中国话剧的历史，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都是在这个术语的纠缠中艰难进行的。理论家、剧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是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体会中进行着理论思考和戏剧创作的。因此，当我们纪念中国话剧九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对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重新给予科学的辨析和评估。由于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是从西方引进的特殊情况，也由于中国近现代的特有的国情和不同时期的历史情势，以及民族接受诸因素（包括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艺术传统民族语言等）的制约，因此，使得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有着它独特的形成和发展命运、独特的发展轨迹、独特的发展面貌和特点。伴之而来的，是它所特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这些，正是我们这篇论文要讨论的。

（二）

过去，虽然我们给中国的古典文学、古典戏曲以诸种主义的概括，包括现实主义的概括；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是接受外来影响的结果。由于话剧是引进的外来艺术形式，便更突出了这个基本特点。甚至可以说，中国话剧现实主义，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思潮的一个支流，前者是后者在中国国土上的一种衍生发展的形态。

西方现实主义戏剧运动，在欧美戏剧史上，大约只有三十年的时间。它产生的动因、背景、路径，同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是不同的。西方现实主义戏剧运动，肇始于左拉的自然主义对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的挑战，也可以说，它是以反对浪漫主义戏剧而发动的，正如浪漫主义戏剧的反拨一样，欧洲戏剧思潮表现为一个逐次更迭的形式。左拉对浪漫主义戏剧和通俗的情节喜剧极尽攻击之能事。它反对浪漫派戏剧那种僵硬的的戏剧模式，反对那种代表善恶类型的浪漫人物，反对虚饰的壮观的浪漫场面，反对陈腐的老套的情节设计。他说：“我期望剧作家在舞台上能塑造出取自现实生活、经得起推敲、有血有肉、不说假话的人物。我期望不再看到凭空杜撰的人物不再看到仅仅作为善恶象征、而对认识世道人心毫无价值可言的人物。我期望看到描写环境决定人物的作品，而人物的所作所为又能符合事理，符合各自的禀性。我期望剧作家不要再借助什么法术魔棒之类，刹那之间改变事件和人物的面貌。我期望他们不要再讲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不要添油加醋糟蹋正确观察所得，把剧本里原有的那些好东西也破坏殆尽。”（1）这一切都是针对浪漫主义戏剧而发的。真正成为西方现实主义戏剧奠基人的是易卜生，他的《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等社会问题剧成为现实主义剧作的典范，并形成一整套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编剧技巧的体系。其后便是斯特林堡、布拉姆、霍普特曼、萧伯纳、契诃夫等，并由于萨克斯－－梅宁根剧团、安托万以及自由剧场，特别是丹钦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的现实主义戏剧演剧实践和演剧理论，使西方现实主义戏剧在欧洲戏剧史上形成一个高峰。当然，西方现实主义戏剧运动是在其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以及特定历史文化哲学背景下产生的，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动机，并有着强大的理论学说作为支撑的。

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不但是受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思潮影响的结果，而且没有西方现实主义运动得以产生的深刻背景，以及一整套哲学文化理论学的准备，这就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先天不足之处。但这种影响，决不能认为是一种全盘的移植照搬，是一种简单的、被动的、消极的影响。从接受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民族的选择。从接受的过程来看，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是经过接受主体的过滤、剔取、融合，包括误解、误读、甚至夸张、扭曲、变形而实现的。由于接受主体的制约作用，决定这影响的性质、范围和程度。这样，它就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发展特点和发展道路。中国人最初引进西方话剧的时候（如果以春柳社于1907年在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等作为中国话剧史的起点），就文明戏的主潮来说，并没有倾心于西方现实主义。而其时正是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影响的时刻。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不但全部发表和演出，其本人也于1909年逝世。作为中国早期话剧向西方话剧学习的中介和桥梁的日本新剧，当时也正在掀起易卜生戏剧仿效热潮。但是中国话剧的创始者们，不但没有为这种戏剧思潮所感染，偏偏转向了雨果、萨都、席勒，以及小仲马等人的浪漫主义戏剧和佳构剧。除热衷于翻译、改编浪漫戏剧外，自编的剧目也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情节，如《茶花女》（小仲马）、《热泪》（杜司克原著，日译为《热血》（？））等。即使反映现实问题的剧目，如《黄金赤血》、《共和万岁》等，也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慷慨悲壮的激情。之所以倾向浪漫主义，一方面是正在酝酿和发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浪潮所构成的历史情势和氛围，与西方浪漫主义戏剧那种直抒胸臆、驰骋感情、英雄人物和英雄基调相共鸣；一方面是西方浪漫派戏剧和佳构剧，又多少能适合中国人的传统欣赏习惯。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倾斜，带有中外戏剧文化初次撞击的自发性投合的特点，但也显示着接受主体的制约性。由于是一次缺乏理

论准备和系统审视的遭遇战，颇有随潮而来随潮而去的味道。不过，应当指出的，尽管文明戏，特别是处于辛亥革命高潮前后的文明戏的演出剧目，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调，但大抵具有强烈的革命的现实的精神，以及同政治相联系的特色。就中国早期话剧的形成动因来说，与其说是出自艺术自身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出自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中国人接收外来的话剧，便同近代中国民族灾难深重的现实联系在一起。这点，是同西方戏剧、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历史很不相同的。

（三）

因此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第一个特点，便是它的功利性。从社会功能到政治功能的强调这是一个实用功能被不断被强化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

对中国话剧现实主义战斗传统持有异议并感到厌恶甚至反对的情绪性批评论点，认为它给中国话剧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情绪性批评既不能抹杀历史的客观存在，又不能对它进行科学的辨析，很可能把良性的遗产同惰性的遗留一起抛弃。

功利性、战斗性是一般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就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来说，它把这个特点更突出了更放大了，甚至被视为唯一的。

中国人最初接触话剧以及引进话剧的愿望，就有着强烈的救国冲动和功利期待。天缪生说得直截了当：“吾以今日欲救吾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欲输入国家思想……舍戏剧末由。”（2）这反映了中国人接受话剧的心态。对话剧的民族救亡的价值取向，使中国早期话剧借救国而引进，乘革命之高潮而兴，随革命落潮而衰。中国话剧的第一波，是披着浪漫主义的装束冲击现实的，是勇猛的，强击的，也是可歌可泣的。也许中国早期话剧没有一部杰作涌现，但它的战斗性的功利性，却成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一个历史的情结。

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思潮，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中，以译介易卜生戏剧作为开端，同时又是在对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模塑、吸收、改造，甚至误读中形成的。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胡适所写的《易卜生主义》最能体现这种模诉、改造的特点，他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这里突出强调的重点，一是易卜生现实主义戏剧的批判写实性，揭露家庭社会的腐败，即后来为鲁迅所提括的“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3）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二是它的社会审美效能，即它的社会启蒙、思想启蒙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把戏剧看作是思想、主义的载体。欧阳予倩便说：“盖戏剧者，社会之雏形，而思想之影象也。……一剧本之作用，必能代表一种社会或发挥一种思想，以解决人生之难题，转移误谬之思潮。”后来，洪深更明确地指出：“现代话剧的重要，有价值，就是因为有主义。对于世故人情的了解与批评品，对于人生的哲学，对于行为的攻击或赞成，－－凡是好的剧本，总是能够教导人们的。”（5）这些，都是透过五四思想革命的眼光来读解话剧、阐释易卜生主义的，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戏剧观念。它一方面赋予人生社会写实的功利价值取向，使写实性同社会审美功能相结合，更多地强调了易卜生戏剧的社会学价值；一方面它赋予现实主义戏剧以思想、主义的载体工具性能，更突出了易卜生戏剧的思想意义以及文化学的价值。

在这种现实主义戏剧观念的导引下，中国话剧史上涌现的第一批现实主义剧目，也是以对易卜生戏剧的主体模塑、改造中形成的，那就是“问题剧’的浪潮。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被简单地理解为“问题”和“剧”的相加或混合，或是戏剧就是讨论社会问题的。如胡适就认为欧美近代戏剧，“最重要的，以‘问题剧’来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6）。胡适正是以这种理解写了《终身大事》，从而揭开了中国话剧现实主义创作的序幕，并形成了“问题剧”热潮。值得注意的，《终身大事》是以对《玩偶之家》仿效模塑而写成的。而“问题剧”又竞相仿效《终身大事》，在这样再次模塑改造中，便涌现出一批娜拉式的人物，娜拉出走型的剧作。1920年《新妇女》杂志推出一组剧目，如《醒了吗？》（凌均逸）、《软化吗？》（钱钊钺）、《谁害我？》（唐觉）等，不但标题都是打上问号的，连人物也都是娜拉式的。其它如陈大悲的《幽兰女士》、熊佛西的《青春的悲哀》、侯曜的《弃妇》、欧阳予倩的《屏风后》等，几乎囊括了五四时期所有的社会人生问题。诸如婚姻恋爱问题、父母的爱心问题、妇女和青年的出路问题、劳资矛盾贫富不均以及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处境、社会地位等问题，都在剧作中加以讨论。这些剧目从整体上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体现出呼唤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迫切要求。它以直面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以真实揭示社会人生的实际情形和揭这种迫切急待解决的课题，而显示着现实主义创作的社会使命感，从而达到认识现实反抗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效果。尽管这里带着对易卜生戏剧，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误读误解，但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从理论和实践上被初步确立起来，特别是在真实观的确立中，使之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审美原则，不同于文明戏，也有别于西方现实主义戏剧。

伴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深和激化，也伴随着中国话剧的发展，30年代的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成为主潮，显示着现实主义戏剧的旺盛的活力，但是也开始呈现为一种分化的趋势。一方面是在继承五四话剧现实主义成就的基础上，走向成熟，涌现出曹禺、夏衍等创作的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我们把它称之谓诗化现实主义（对此容后再作深入探讨）。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种不断强化现实主义社会功能，特别是政治功效的现实主义，直接的政治目的性同迅速捕捉政治斗争的现实相结合，使五四话剧现实主义的思想价值追求转向更鲜明的政治价值追求。从30年代到40年代的话剧发展中，这种强化政治功能的现实主义得到普遍地贯串地发展。从提倡“普罗列塔亚”戏剧、左翼戏剧、国防戏剧到抗战戏剧，都被赋予特定历史阶段的革命的民族的政治色彩。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不但确立而且强化起来。这种现实主义，以急切地反映革命的现实斗争，甚至是追踪式戏剧报道为题材特征，它同革命思想，革命的路线甚至革命的政策方针紧密配合。在揭示现实社生活本质，契合激荡的革命时代的审美意识上，展示着它的蓬勃的生机和强劲的势头，它的确发挥来了现实的战斗作用和战斗效果，而且中国话剧史，是同这些革命的戏剧工作者的牺牲奋斗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与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并随着不断强化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情势而强化的。

对现实主义功利性战斗性的片面强调，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导致非艺术化。五四时期的问题剧，在学习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时，即忽视了易卜生对社会问题的“讨论”，是以塑造出真实、丰满而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为依托的，也是以对现实生活的诗意发现为内涵的并且有着它特有的技巧方法。而“问题剧”却不是这样，只是在讨论“问题”，以“问题”去支持剧作，从而形成一种理性戏剧思维方式。真实的原则，也只停留在对社会问题的“再现”上，而不是对问题的艺术发现。到了30年代，那些强化政治性的剧作，有的则是类乎新闻性照相式的现实复制。它只徘徊在现实的表层上，而缺乏穿透力和概括力。现实主义是要求思想性的，但是，以设定的思想、路线、政策加以图解，这同后来所说的“主题先行”是一样的。当我们说功利性、战斗性的片面强调是一个历史的弱点和教训时是说它所形成的一种理性戏剧思维定势，以至形成某种戏剧模式。那么这种负面的影响，成为一种惰性的遗留，变成一种无形的精神支配和精神负担，形成一种习惯的创作方法。当人们从主观上企图挣脱它时，都几乎难以挣脱出来。这正是我们需要否定的方面。当有人维护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时，往往也在维护值得维护的良性传统时，自觉地不自觉地维护着这些应当否定的惰性遗留。

必须指出，从文明戏以来，功利性、战斗性的强化，除了政治历史情势的强大制约性之外，也于顽固的中国戏剧教喻功能价值观念有关。先秦以前的礼乐歌舞戏剧的教化功能，已成为一种稳定的悠久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戏剧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使戏剧同政治、社会、思想、道德伦理的功喻、教戒结合得十分紧密。这种传统，不但没有因为外来戏剧文化的冲击而得到缓解淡化，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得更为强烈，也更“现代化”了，并因此而模塑，改造了外来戏剧的戏剧观念。这种基本价值，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那么作为接受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确如格式塔（完形），透视着选择着改造着外来戏剧，自然也包括现实主义的功能倾向。对此也不能作简单地肯定与否定，它需要一个历史的调适过程。

（四）

把中国话剧现实主义仅仅概括为战斗传统是不全面的，最能体现它的杰出成就和艺术成果的，是一批我们称为诗化现实主义的剧作，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田汉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秋声赋》、《丽人行》，于伶的《夜上海》，宋之的的《雾重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在这些剧作中，展现的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第二个特点，即民族独创性。它们代表着中国话剧现实主义发展中的另一种形态，另一种路线。它对西方现实主义戏剧进行了深层的渗透融合，从审美精神、创作方法、艺术技巧到语言等各个层面上，实现了民族独创性的改造和转化。

中国人对外来话剧艺术的接受，必然会打上民族艺术的烙印。对外来话剧艺术的接受过程，也就是民族化的过程。否则，这样一个“洋玩艺儿”，就很难在中国土壤上扎根立足。最初，中国人看到“西剧”，即以写意的戏曲作为比较参考的。认为“西剧之长，在画图点缀，楼台深邃，顷刻即成。且天阴晴，细微必达。令观者若身历其境，疑非人间，叹观止矣。”（7）这显然是对其写实布景的逼真性的感受。把西剧的特点概括为“白而不唱”（8），也是同中国戏曲唱念做打俱全的形态特征相比较而得出的。直到最后取名“话剧”，都是在同中国戏曲的比较区分中而被认同的。从这些都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外来话剧艺术的认识和把握，由潜在的审美精神到表层的艺术形式手段，都带着民族的审美眼光，为其固有的民族审美意识所支配，这几乎是一个天然的审视角度。早期文明戏，在艺术形态上呈现出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的特点，近乎中外戏剧的混合形态，诸如戏曲的自报家门、学唱青衣、间插舞蹈、表演上的行当区分等都揉进文明戏之中。这种现象，反映当时对西方话剧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戏剧体系还缺乏了解，从艺术形态上还不能把写意的戏曲同写实的话剧区分开来；但同时也反映了民族戏曲的传统力量的强大制约作用。文明戏的衰落原因是复杂的，但同其艺术本体和形态上的脆弱性有关。但正如我们提到的，西方浪漫主义的戏剧之所以在文明戏中得以施展其影响，也皆为这些剧目，在“情”字上沟通着中国人的欣赏心理，联系着中国戏曲的诗化抒情传统。当时就有人说，西方浪漫剧的特点是“用情之痴，用心之苦”，“盖以为至诚感人，金石可开”（9）。文明戏浪漫主义倾向，可以说是中国话剧诗化之最初征兆。

如果说文明戏阶段，是民族艺术同话剧的遭遇性的嫁接混合，而五四时期的话剧重振，则是以彻底摆脱传统戏曲为其开路的，全然把西洋剧作为范本。它给人以“全盘西化”的深刻印象。正是在这种痛切批判戏曲的表层下面，五四话剧剧本文学却渗入着民族审美精神，突出表现在浪漫派戏剧的诗化倾向上。

五四话剧的浪漫派戏剧在五四戏剧文学的建立中有着特殊功劳。诗与戏剧的结合，或者说话剧诗化的美学倾向，是五四话剧在艺术上最突出的艺术特色。田汉、郭沫若都是浪漫主义诗人，这自然使他们很容易地把诗切入戏剧，同时，他们也都看到戏剧的诗本体特性，如郭沫若就认为，“诗是文学的本质，小说和戏剧是诗的分化。”浪漫派戏剧的诗化内涵，即在观察和表现生活的戏剧视界是诗意的，着意从人的心灵情感世界透视人生现实。特别是从人的悲剧的“灵”的痛苦达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作品中又往往有着对未来的理想憧憬。其艺术特征便是抒情性，人物的性格、戏剧的结构和语言，都以抒情为纽带，如郭沫若的卓文君、王昭君，田汉的林泽奇、白秋英、浪漫诗人，白薇的琳丽等人物形象，都是诗意抒情化了的人物。其主情性，又导致他们追求借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注重诗意氛围的营造。他们有时将音乐、诗歌直接溶入作品之中，以增强其抒情性。对语言词句美的追求，使之注重词句的节奏美和韵律感。田汉就说：戏剧语言应在“内在节奏”和“外在节奏”的和谐中达致极致。所谓“内在节奏”，即人物的“情绪的自然消涨”，“外在节奏”，即戏剧语言的韵律感、节奏感（11）。

这种诗化倾向，自然同接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有关，但也不可忽视接受主体的投射作用，把民族的艺术精神，包括民族戏曲的质素溶入其中。卢卡契曾指出：“任何一个真正深刻的重大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所造就，除非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种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倾向促进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正是这种潜力的勃发，才能使外国伟大作家对本民族的文化起了促进作用－－而不是那些风行一时的浮光掠影的表面影响。”（12）五四话剧浪漫派的诗化倾向，正是中国的剧诗传统的潜力的解放和勃发。中国的曲论家历来把戏曲看作诗的演变与分支。所谓“诗变而词，词变而曲”，故对曲也叫“剧诗”。戏曲的诗体特征，总是“诗人的主体，隐没在剧中的事件的人物关系之中，通过以物观物，达到不知何者为物的境地”。戏剧动作的特点也是蕴藉抒情”。人物塑造的诗性特征是“舍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情节的设计，不仅要有传奇性，而且“奇不仅要真、要新，还要有情”，情节之奇，也不能脱离人物之情。在戏剧冲突上，也是重视内心冲突的构成（13）。中国戏曲的诗意抒情传统同西方浪漫主义戏剧，甚至同现代主义戏剧的融合，形成了五四浪漫派戏剧的诗化倾向。

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最初是从浪漫派剧作中表现出来的，是从浪漫派同写实派的互动影响和转化中而实现的。田汉的《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集中体现了五四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某些特点。《获虎之夜》有别于他的感伤浪漫剧，不是透过主观的诗意渲染和驰骋感情而揭示某种哲理意念；而是从现实生活的矛盾中提炼戏剧冲突，把诗意的抒情同真实生动的情节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部诗化现实主义的悲剧。充满诗情画意的山野气息，民族色彩，以及精美的对话，也都是很真实的。《名优之死》，可以说是从《梵峨 于蔷薇》到《苏州夜话》探索艺术、艺术家的社会命运的一个现实主义的诗意回答。它虽然受到波德莱尔散文诗《英勇的死》的启发，但诗意的激情却渊于中国艺术家的现实苦难的命运。他把京剧老生刘鸿声的真实的悲剧提炼升华为具有诗意真实的悲剧。田汉从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趋向，具有典型的意义，他把浪漫派的诗化美学倾向熔铸于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之中，实现了在创作方法上的渗透融合，对把中国话剧现实主义引向诗化现实主义起到了开路的作用。可惜的，是他并没有一直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

真正奠定诗化现实主义基石的曹禺和夏衍。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一方面受到了五四浪漫派文学（包括戏剧文学）的影响，而且他的早期的诗歌、小说，如《南风曲》、《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今霄酒醒何处》等就有着浪漫主义的影响和倾向；一方面是同世界现代戏剧艺术的“现实于诗”的结合的潮流相呼应的。约翰·加斯纳指出：现代剧作家试图使现实与诗这两种可能的境界都能够达到美的极致，或者力图使这两者能够浑然一致或相互迭替。”（14）这些现代剧作家有易卜生、斯特林堡、契诃夫、梅特林克、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奥尼尔、布莱希特等。同时，也汲取了五四话剧创作的艺术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他把中国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方法、手段有机地融合到话剧中去。曹禺在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问世后，当有人说它是一部社会问题剧时，他答辩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原谅我，我决不是套易卜生的话我决没有这样大胆的希冀，处处来仿效他。）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部社会问题剧。”（15）这段话，如果同他的《雷雨·序》、《日出·跋》联系起来看，就不能视为一般的创作经验谈，它似乎是一个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宣言。他说的“诗”，不能理解为外国的“诗”，而是中国的“诗”，是熔铸着民族艺术精神和诗学范畴的内涵的。诗化现实主义，是中国人的诗性智慧，诗化手段同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结合。这种特色，几乎成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杰作的普遍美学特征。

首先，在真实观上。如果说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真实性，倾向于客观生活的再现，当然也渗透着剧作家的主体审美创造；而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更注重真情，在“真实”中注入情感的真诚和真实，甚至是缘情而作。如曹禺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恐惧的表证。”“《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情感的发酵。”（16）这点，正象中国戏曲的抒情传统，如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就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7）把情真提高到一个超越一切的境界，同时也把理想的情愫铸入知识性之中，如曹禺、夏衍的剧作都渗透着一种目标感，于残酷的真实，灰色的人生中写出希望的闪光。夏衍虽然多写些卑琐的小人物，一种龌龊的生活，但他却从中发现：“眼睛看得见的几乎是无可挽救的大堤般的溃决，眼看不见的却象是遇到了阻力而显示了它威力的春潮。”（18）在诗化现实主义中兼容着浪漫主义因素，是既有着先进思潮的影响又闪烁着时代的亮色，更熔铸着民族艺术精神，我把这种真实，称之为“诗意真实”。

其次，与追求诗意真实相联系的，是对戏剧意象的创造。意象，这是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对创造戏剧意象有着一种为传统支配的共同追求。刘勰说：“窥意象而运斤”（19）王廷相则说，“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20）意象所要求的是情景的和谐统一，是一个有机的内在的和谐完整而富有意蕴的境界。它有着一种放射性的指涉作用。它透过一个特定的情境，一个物象，一个人物等具体的真实的描写，而赋予更深层更丰富的蕴含。而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便特别注意戏剧意象的营造，追求真实的诗意、意境的创造，象征的运用。如《雷雨》中的雷雨意象、《上海屋檐下》的梅雨意象、《秋声赋》中的求的意象、《风雪夜归人》中的风雪意象、《雾重庆》中的雾的意象等，这些意象把细节的描写、真实的物象同人物的命运、戏剧冲突等都统摄在这特定的戏剧意象之中。雷雨的意象，它是整个《雷雨》的戏剧氛围，是剧情开展的节奏，也是破坏性世界力量的象征，更是人物性格和感情的潮汐和激荡，是为作家雷雨般的热情所构筑的情景交融的诗意境界

Ⅳ 话剧的发展过程是什么

话剧【发展历史】2007-09-27 00:18中国话剧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宣统二年（1910年）传入辽宁。

宣统二年，同盟会员刘艺舟（木铎）由关内来到辽阳，演出了新剧《哀江南》和《大陆春秋》。同年5月到奉天，与戏曲艺人丁香花、杜云卿等人联合，先后在鸣盛茶园演出抨击封建专制的新剧《国会血》，日本领事馆为此提出抗议，奉天市政当局屈于压力，下令禁演。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同盟会会员苗天雨、冯迪汉率团到辽阳市广德茶园（辽阳大观楼），演出话剧《波兰亡国惨》、《民国魂》等。话剧传入辽宁之后，各地爱好者纷纷组织话剧演出活动。民国5年（1916年），大连的陈非我发起组织话剧社，并任社长，社员大多是该市商绅及报馆、学校各界文化人士，演出的剧目有趣味剧《醉鬼捉奸》，正剧《青楼侠妓》、《湘江泪》、《猛回头》、《异母兄弟》等。民国11年（1922年），抚顺青年会附设小学于抚顺西戏楼演出《恶姻缘》、《逆伦案》等。

民国14年，欧阳予倩到大连、沈阳等地给当地戏剧界和爱好新剧的青年演讲平民艺术，传播现代话剧。沈阳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张光奇（女）和女师同学被吸收参加“奉天青年会”组织的话剧团，演出话剧《秋瑾和徐锡麟的故事》、《孔雀东南飞》、《谁之罪》、《求婚》等。欧阳予倩还与张光奇同台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回家之后》等。同年2月，欧阳予倩应大连中华青年会邀请，讲演《中国戏剧改革之途径》。辽宁各地均组织业余话剧团体，演出十分活跃。民国15年2月，大连正式成立爱美剧社。这是辽宁第一个较正规的话剧团体，社长马殿元、副社长王权祥、导演部主任吕馥棠。民国16年（1927年）5月，爱美剧社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之邀，为筹备平民教育基金，于基督教青年会大礼堂（在今民主广场）演出，上演反映家庭和社会矛盾的悲剧《千秋遗恨》等话剧。民国18年9月，车向忱组织“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在奉天郊区大韩屯等地演出《改良医院》、《盲》等话剧。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颁布《艺文指导纲要》，实行文化专制，辽宁地区刚刚兴起的群众话剧热潮，遭受严重打击。但有些民间话剧团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继续顽强地活动着。民国28年（1939年）夏，金山龙、杨若朱、王宗仁等人创立沈阳业余话剧团，上演丁西林的旬幕话剧《无妻之累》。该团后与奉天话剧团合并，改名为国际剧团，由李乔、金山龙任编导，先后在南市国际剧场（今辽艺剧场）演出《屠户》、《塞上烽火》、《夜深沉》、《生命线》等话剧。之后，庄河县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演出《和睦家庭》和《家》，本溪徐殿林自编自演话剧《爱情三部曲》，鞍山进步作家阎力夫组织了众声话剧团，演出他创作的话剧《警惕》等。

这一时期，伪政权组建三大御用剧团“大同剧团”（长春）、“剧团哈尔滨”、“奉天协和剧团”，均隶属伪协和会。“奉天协和剧团”建于民国27年9月，全团百余人，“负有完成协和会文化方面的重大使命”。主持人原笃（伪满州国剧团协和会委员长）、瑞山进、安田均系日本人。是年11月举行小公演，剧目为《除夜歌声》。民国28年6月，举行首次大公演，剧目为《东宫大佐》、《在牧场》；同年12月举行巡回大专演，剧目为《从军伍》、《血轨》等。这些剧目都是为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的。截至民国30年，该团共创作演出了20多个剧目。从民国30—32年间，该团在东北各大城市演出《雷雨》、《萌芽》、《欲魔》等。民国31年（1942年）在奉天演出苏联名剧《怒吼吧，中国》，内容是揭露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日本演出此剧的本意是想宣扬英美列强蚕食中国的罪恶，激起中国人民对美、英帝国主义的仇恨。但事与愿违，反倒激起了广大观众对侵华日军的无比仇恨，群众争相观看，上座空前。这使日伪统治者大为惊恐，立即勒令停演。此外，日伪还在辽宁各大城市组织剧团，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如协和剧团（大连）、协和馆剧团（安东）等。这些剧团在“八·一五”东北光复后相继解体。

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抽调了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来东北，在辽宁地区组建一些文工团。这些文艺工作团每到一处，都边演出文艺节目，边做群众工作，并帮助各地积极建立文工团、队。编演了大批活报剧、小话剧等，为东北、为辽宁地区新话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沈阳、大连、安东等地还组成了一些民间话剧团体，他们是自筹资金、自愿结合的民间私营职业剧团，如大连的东艺剧团、光复剧团、中华青年剧团、辽东剧团、大连剧团、中苏友好剧团等，演出了话《夜未央》、《血债》、《秋海棠》、《气壮山河》等。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所属的“政工队”及一些国民党操作的话剧团，曾一度把持辽宁各地特别是各大城市的话剧舞台，他们在沈阳、大连、安东等地演出一些反动话剧，如《天字第一号》、《野玫瑰》等，同时，也演出过《雷雨》、《日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省各市均成立了话剧院、团。几十年来，话剧发展较快，培养出一批省内外较有声誉的演员队伍。

一种以对白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最早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夕，当时称作“新剧”或“文明戏”。新剧于辛亥革命后逐渐衰落。“五四”运动以后，欧洲戏剧传入中国，中国现代话剧兴起，当时称“爱美剧”和“白话剧”。1928年又洪深提议定名为话剧。它通过人物性格反映社会生活。话剧中的对话是经过提炼加工的口语，必须具有个性化，自然，精炼，生动，优美，富有表现力，通俗易懂，能为群众所接受。郭沫若的《屈原》、老舍的《茶馆》，曹禺的《雷雨》等，都是我国著名的话剧。

话剧是在本世纪初才由外国传入中国的。1907年由中国留学日本东京的曾孝谷据美国小说改编的《黑奴吁天录》，是中国早期话剧的第一个剧本。现代著名话剧家有郭沫若、曹禺、洪深、田汉、老舍等。

Ⅵ 舞台剧 的发展历史

中国的舞蹈史在可以提供查证的史书典籍中，还尚未见到有舞剧艺术起源的记载。内但容是，本身具有戏剧因素的乐舞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西周时期(公元前1066——公元前771）。著名的《大舞》（中国第一部大型有情节性的歌舞。）就是综合了舞、乐、诗等艺术形式，表现武王灭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情节的大型歌舞。
此后，又出现了《九歌》（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所作的祭神乐歌），具有更强烈的舞剧因素，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所共识的严格意义的舞剧。

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舞剧需要有较高的经济投入，要有相对稳定的庞大的专业演员队伍和现代化装置的剧场。此外，舞剧艺术是舞蹈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而在那动荡的年代里，直到20世纪初叶，中国的舞蹈也还未成熟到足以产生综合性的舞剧艺术。中国舞剧在20世纪30年代才初见端倪。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外来艺术”的引进。

中国舞剧这门新兴的艺术真正的发展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建国初期由著名的戏剧家、舞蹈家家、舞台美术设计家通力合作，推出了一部由著名的舞蹈家戴爱莲主演的大型舞剧--《和平鸽》。这才是中国 舞剧的开始。

Ⅶ 中国话剧的发展历程

在“文革”末期，1976年清明时节，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这场运动被四人帮疯狂镇压，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四·五运动”尚未平反之际，上海工人文化宫的一位业余作者宗福先，就以其对“四人帮”的强烈义愤和对时代变化的敏感，写出了从一个侧面反映这场斗争、表现人民群众正义呼声的剧作《于无声处》。1978年，该剧由上海文化宫业余话剧队首演于沪。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特殊历史时期民族心态的真实写照。戏剧故事就从1976年初夏写起。受尽迫害、身染沉疴的老干部梅林，在赴京治病途中，与儿子欧阳平前去探望老战友何是非。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老战友正是从前诬陷自己的人，为了一己私利，此人早已投靠了“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而此刻，何的女儿、公安人员何芸奉命缉拿的要犯，正是自己参与了“四·五运动”的儿子欧阳平。于是，两个家庭、六个人物，在短短的九个小时之内，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梅林的坦荡胸襟、欧阳平的凛然正气，终于使何芸对正义与邪恶做出了准确判定，何是非的妻子也出于一腔义愤，揭露了丈夫卖友求荣的卑鄙无耻和险恶用心。戏剧结尾时，尽管历史还没有走出那段黑暗路程，但人心所向已昭示了正义必胜的历史趋向。这部话剧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可能在后人看来已无太多的启示，但它的出现，其思想的先导意义却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生命的形式”。十年动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场深重灾难，然而，没有过去的经验，也就没有新时期话剧的现实形态。正如新时期伊始，政治思想领域举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旗帜来重新认识所谓形形色色的“真理”一样，戏剧领域则举起了“写真实”这面旗帜，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冲击。
崔德志编剧的《报春花》，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沈阳首演。这个剧的意义指向，已经从社会局部问题的揭示转向了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剧中，纺织女工白洁心地善良、工作认真，在本职岗位上，创造了数万米无疵布的优异成绩。然而，荣誉与爱情总是与她绝缘，原因仅仅在于她是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厂长李健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要推选白洁为劳动模范。而此举竟然引起轩然大波，厂内的极“左”势力顽固坚持封建的血统论，意欲对白洁继续实行压制和打击。最终，改革的春风驱散了往日的阴云，历史终于还白洁以公正。
领袖题材的话剧是新时期话剧的一个热点。这不仅在“文革”时期绝不可能，就是在建国后十七年的话剧发展中，也不曾显露过踪影。以领袖人物入戏，以常人之心写之，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实绩，同时也反映了民众对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的缅怀之情。
如果说创作于1978年的《西安事变》（程士荣、郑重等编剧），创作于1979年的《陈毅出山》（丁一三编剧），创作于1980年的《陈毅市长》（沙叶新编剧），实现了话剧中领袖人物由“概念化”向“现实化”的转变的话，那么1983年出现的两部以马克思的生平为表现对象的话剧《马克思流亡伦敦》（赵寰编剧）、《马克思秘史》（沙叶新编剧），则实现了领袖人物向着普通人的血肉真情、向着个体生命真实的生存状态的回归。这两部话剧在立意方面颇有相似之处，即两位剧作家都没有对着马克思的圣像和不朽业绩高唱颂歌，而是以自我的生命体验去理解作为人的马克思，他的饥饿困顿，他的痛苦挣扎，他无可比拟的坚强意志和远大抱负，以及他无法摆脱的生活困境和人生悲哀。剧本一发表，即在评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有人想用“反马克思”的大棒将其棒杀。但无论剧本本身存在着怎样的缺点和不足，有一点却是特别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剧作家要把生命的感觉还原给马克思，使其成为活生生的人，而非神龛上的神。领袖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新突破，显示着文革文艺模式的终结，也预示着中国话剧摆脱高台教化的定势，探索自身进路的开始。二、探索剧的勃兴 所谓探索剧，即不满于既有的一套戏剧模式，而大胆引入新的戏剧表现手法，进行新的尝试和实验的戏剧。探索剧在形式革新方面有所收益，使话剧的“散文化”和“叙事成分”有所增加，实现了戏剧时空的自由转换，并将象征、隐喻、荒诞变形等手法广泛运用，加强了舞台的综合性。
80年代初，一系列话剧如《车站》、《野人》、《WM》、《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的出现，形成了探索剧的潮流。而80年代末到90年代，《狗儿爷涅盘》、《桑树坪纪事》、《中国梦》、《鸟人》、《商鞅》等，则显示了探索剧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摸索之后所取得的重要成绩。
198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台话剧《狗儿爷涅盘》（刘锦云编剧，林兆华导演）。剧中表现了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在建国后30多年的历史风云中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农民狗儿爷既具有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也有富耀乡里的野心。他的幸福梦与地主梦一脉相承，因此他在解放初大量收购土地，在土地归入集体后陷人痴迷；在新时期土地承包后，他悲喜交集。他觉得地主梦可以实现了，可是儿子却要摧毁他的高门楼，修路开矿。他感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只好把高门楼付之一炬。这个剧揭示了农民心理的复杂性，以及在时代变迁中个体生命的无奈。在戏剧结构上，采用意识流与倒叙交叉互用的方法安排情节，用心理外化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潜意识。这部话剧被誉为是探索剧的成功之作。
1988年，中央戏剧学院的师生们演出了话剧《桑树坪纪事》（朱晓平等编剧，徐晓钟等导演），此剧写一个偏僻的西北小村-桑树坪的故事。贫困的生活和“左”的思潮，使村民们原本朴实的心灵发生了扭曲变形；生存的本能，使他们变得冷酷而狡猾，仅仅为了霸占一口破窑，便不惜将一个外乡人打入死地。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女人的命运则异常悲苦。换亲事件的背后，是两个女性的悲剧；而寡妇再嫁，引来的是全村人的辱骂、毒打。血淋淋的相互撕咬、争斗，使20世纪的桑树坪依然停留在黑暗的封建制度的阴影中。这个戏的导演徐晓钟，以开放的视野，对现代戏剧的表现手法采取吸纳态度，将情与理、舞蹈与歌队、写意与写实、表现与再现巧妙地融为一体，取得了很好的戏剧效果，给探索剧带来了新的声誉。

Ⅷ 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历程

1、新兴话剧的萌芽－－文明戏(1899一1918)

中国戏剧概念的产生是学习西方戏剧理论的结果。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较早地使用了戏剧概念，并与戏曲区分开来。严格地说，中国戏剧发端于话剧。中国新兴话剧萌芽于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年)至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年间。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伴随着传统戏曲的改良和文明戏的崛起中国戏剧迈出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第一步。
在当时盛行日本的新派剧影响下，一部分爱好文艺的留学生于一九○六年底，在东京成立了春柳社。这是一个以戏剧为上的综合性艺术团体。春柳社的发起人为李叔同和曾孝谷。欧阳予倩、陆镜若也相继加入，并成为该社的主要领导者。不久，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三幕。接着在一九○七年六月初，经过扩充后的春柳社，又在东京本乡座戏院演出了根据林纾、魏易的同名翻译小说由曾孝谷改编的大型剧本《黑奴吁天录》。这是第一出由中国人创作演出的话剧，也标志着文明戏的正式开端。一九○七年秋，上海出现了由著名的新剧活动家王钟声领导的春阳社，以及第—所新剧教育机构—通鉴学校。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将文明戏推向了高潮时期。这种新生的话剧形式以其迅速反映现实的特长，有力地配合了现实斗争。在文明戏高潮时期，众多的剧团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是任天知创办并领导的进化团。一九一四年以后辛亥革命随着其果实被哀世凯之流窃取而归于失败，文明新戏也从鼎盛走向衰落。对后期文明戏的转变起直接影响作用的是郑正秋组织的新民社。

2、现代戏剧观念的确立与新兴话剧的发展（1918-1929）

胡适的《终身大事》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期，同南开学校新剧团的《新村正》一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话剧剧本。它们已经脱离了话剧的早期形式—文明戏。
一九二一年三月，第一个“爱美的”戏剧团体在上海成立，五月，它创办了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专门性的戏剧杂志—《戏剧》。最初的成员除发起人和主持者汪仲贤外，尚有沈雁冰、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熊佛西、徐半梅等，共十三人。沈雁冰仿效法国罗曼·罗兰倡导“民众戏院”，给这个团体取名为“民众戏剧社”。真正重视舞台实践而成为“爱美的”戏剧运动柱石的是前后奋斗十二年、举行过十六次公演的上海戏剧协社。一九二三年洪深加入协社，建立严格的排演制和导演制，他废除了男扮女装这一旧戏和文明新戏的非现代化、非现实主义的演出方式，次年四月，协社举行第六次公演，洪深执导的《少奶奶的扇子》获得很大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次严格地按照欧美演出话剧的方式来演出的。从—九二○年《华伦夫人之职业》的演出失败，到—九二四年《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新兴话剧经艰难的探索，终于立足于中国舞台。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浦伯英出资联合陈大悲在北京创办了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简称“人艺剧专”)，聘请一些社会名流如鲁迅等担任校董。学生除上课外，还进行舞台实践。“人艺剧专”是我国第一所试用西方戏剧艺术教育方式培养话剧专门人才的学校。南国社是二十年代影响最大队戏剧团体。九二七年，田汉主持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文科，不久任校长，将南国电影剧社改组，活动范围扩及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诸方面，正式定名为南国社。
思想解放运动与戏剧思潮的开放，形成了“五四”时期和二十年代戏剧创作在艺术上的丰富多样性。种种外来的戏剧新观念和创作手法，有模仿也有突破和创新。话剧的各种体裁、样式如现实剧、历史剧、悲剧、喜剧、独幕剧、多幕剧、诗剧、散文剧、活报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独幕话剧的创作，在艺术上已臻成熟， 出现了《获虎之夜》、《一只马蜂》、《泼妇》、《醉了》等一系列优秀之作。诗剧的创作在二十年代也占有突出的地位。除郭沫若的诗剧外，白薇、杨骚等人的诗剧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3、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1930-1937)

一九二九年六月五日，上海艺术剧社成立，参加者冯乃超、郑伯奇、陶晶孙、孟超、叶沉、许幸之、刘保罗、司徒慧敏、朱光、石凌鹤、李声韵、陈波儿、王莹、易洁、唐睛初、吴印成、侯鲁史，社长郑伯奇，主要负责人夏衍。艺术剧社的成立，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戏剧运动的直接领导，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戏剧运动的发展促成了联合。—九三○年三月十九月，戏剧协社、南国社、摩登社、辛酉剧社、艺术剧社、剧艺社等联合成立“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同年八月—日“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正式成立，简称“剧联”。田汉、刘保罗、赵铭彝等为负责人。这一时期，以话剧为代表的中国戏剧对艺术的追求不断提高 ，创作、演出、理论研究等各个领域逐步专业化与正规化，终于形成了关键性突破，洪深的《五奎桥》（一九三○）、曹禺的《雷雨》(一九三四)、《日出》（一九三五）、《原野》(一九三六)、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 (一九三四)、田汉的《回春之曲》 (一九三五)、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一九三七)等艺术上一批成熟的剧作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进入了成熟期。

4、现代戏剧的黄金时代（1937-1949）。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在现代戏剧的中心上海，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党组织的建议下，原上海剧作者协会改为中国剧作者协会，这是全国文艺界最早成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的成立大会土，决定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章泯、尤兢、张季纯、崔嵬、马彦祥、姚时晓、姚莘农、石凌鹤、宋之的、陈白尘、阿英、张庚、郑伯奇、孙师毅等参加创作，在沪的戏剧、电影界近百人参加演出。剧作气势滂沱、慷慨激昂，表现了中华民族以血肉之躯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拉开了整个抗战戏剧的序幕。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抗战戏剧运动的中心移到武汉。从全国各地来的救亡演剧队和大批戏剧工作者陆续汇集于武汉三镇。戏剧界为援助前方将士举行过多次联合公演。为了加强团结，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戏剧运动，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汉口成立。它会合数十个戏剧团体，包括全国不同阶级、阶层、剧种、流派的千百戏剧工作者。新兴话剧和传统戏曲的平剧、汉剧、楚剧、川剧、粤剧、陕西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等剧种，以及各种民间曲艺(如大鼓、相声等)和杂技、武术团体，都汇集在一起了。之后，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成立了“剧协”分会。
组织上的空前统一，为各类戏剧在艺术上、美学上的互相影响和渗透提供了条件。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确定每年十月十日为中国戏剧节(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下令改为十一月十日，次年又下令改为二月十五日)。抗战初期，各种通俗、小型的戏剧演出(如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灯剧、傀儡剧等)发挥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好一计鞭子” (即短剧《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演遍大江南北，激发了千百万观众的爱国热情。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沦和论争促进了戏剧观念现代化和民族化的融合，促进了中国戏剧的新发展。抗日时期的产生了大量重要剧作，如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于伶的《夜上海》、宋之的的《雾重庆》、曹禺的《北京人》、田汉的《秋声赋》、夏衍的《芳草天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升官图》等，都有着比二十和三十年代初剧作更强烈、鲜明的民族风格。一些具有戏剧新观念的剧作家，在向旧剧学习的同时，也力图给它输入新的生命。国统区田汉和解放区延安平剧院进行的京剧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新歌剧是“五四”以来新剧中的一支，它也一直探索民族化的道路。抗日时期的《红梅阁》 (沙梅)、《木兰从军》 (欧阳予倩)，尝试在传统戏曲的基础上发展新歌剧。解放区的新秧歌运动为歌剧的发展开一新途。《兄妹开荒》等新秧歌剧的产生，在歌剧民族化的探索上取得了可喜成绩。新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可以说是在戏剧现代化和民族化的融合上的成功之作。

5、现代戏剧的多元化发展（1949-2000）

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新旧两种戏剧形式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建国初到一九五六年是新中国戏剧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一九五一年先后开展了对《武训传》、《新天河配》讨论，促进了戏剧朝着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前进。产生了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郭沫若的《蔡文姬》，朱祖贻的《甲午海战》等优秀作品。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间主要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话剧创作再次形成高潮。刘穿川的《第二个春天》、胡万春的《激流勇进》、张仲朋的《青松岭》、江文等的《龙江颂》、蓝澄的《丰收之后》、沈西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王树元的《杜鹃山》、葛翠林的《草原小姐妹》成为这一时期的名作。戏曲的创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芦荡火种》、《杜鹃山》、《智取威虎山》等深受群众欢迎。文革中，《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杜鹃山》、《智取威虎山》同歌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被称作“八大样板戏”，家喻户晓。歌剧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现了《洪湖赤卫队》、《红霞》、《江姐》、《刘三姐》等优秀作品。一九七八年以后戏剧发展进入了新时期，数量、质量、深度和广度上均有重大突破。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曹禺的《王昭君》、丁毅的《傲雷·一兰》、陈白尘的《大风歌》、魏明伦的《四姑娘》、马中俊等的《屋外有热流》、《街上流行红裙子》、沙叶新的《陈毅市长》、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呈现出了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Ⅸ 话剧的发展历史是什么

戏剧种类之一，中国的一种特殊称谓。在欧洲，一般将发端于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舞台演出形式称之为戏剧，并与歌剧、舞剧、哑剧相区别。它从20世纪初传到中国，最初称之为新剧、文明戏、爱美剧等，1928年戏剧家洪深提议定名为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