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话剧衰落
㈠ 中国传统戏剧衰落的原因以及如何振兴
当前戏剧之所以难于走出低俗，其原因不仅仅只在形式，最主要的原因是戏剧精神与时代稍神的错位。许多上演的历史剧，还依然是古人的面孔和旧时代的精神。
在观众心目中，这类戏剧与出土文物如同一色，很难引人共鸣。而许多新编的现代戏剧，没有写出新的时代梢神，多是罗列事实，用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来耗费观众的时间，自然受到观众的抵制。戏剧的孤芳自赏，戏剧的低头向暗壁，都应该从戏剧精神这一角度来作些反思。
时代的变迁，不断地为剧作家提供着新的题材。寻找题材并非难事，驾驭题材才是真正的难事。只有从纷杂的事件中提炼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的旋律，让它随情节的展开而展开，随人物性格的发展而发展，才能创造出杰出的戏剧作品。
(1)中国早期话剧衰落扩展阅读：
要想从根本上挖掘戏曲衰落的深层原因，还应紧紧围绕观众需求进行分析。我认为，戏曲衰落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然而其根本原因却是观众审美需求的变化。
每个时代的观众，都有不同于以往的感受方式与欣赏习惯。倘若戏曲在各个朝代里都固守已有模式，恐怕今天这样的衰亡命运提前几百年就出现了。回顾戏曲的发展历程，每一代取得伟大成就的戏曲人都具有突破前人、敢于探索的勇气。
观众是戏曲艺术的衣食父母，观众的审美要求其实就是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艺术的任务就是缩短与广大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戏曲的创作和演出应以观众为中心，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观众是戏曲艺术的衣食父母，观众的审美要求其实就是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艺术的任务就是缩短与广大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戏曲的创作和演出应以观众为中心，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国家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发展文艺事业的有利环境中。戏曲工作者应从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出发，充分探索生存和发展空间，广泛吸收其它艺术的精华，不断丰富戏曲的表现力。
在把握艺术规律的基础上走出具有特色的创新之路来，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使这门古老艺术在新时代充满新的活力，并借此获得艺术竞争中的优势，让戏曲艺术这一民族瑰宝重新放出光芒。
㈡ 中国戏剧衰落的原因
一、艺术创作上的问题 1.艺术家的技艺水平与艺术功底减弱，引发连锁反应。
二、戏曲作品本身的问题 1.不得不说，相较于流行歌曲，戏曲本身所具备的难度、完善...
三、艺术欣赏的问题 1.信息化时代变迁造成受众集体人格与审美趣味、习惯的变化。
㈢ 话剧的历史发展概括和基本特点
论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
田本相
（一）
现实主义，这几乎是一个用烂了的概念，特别是由于是由于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再次输入和倡导，愈发显得现实主义成为一只“丑小鸭”。对现实主义忽然现代主义在中国话剧历史上的误解，几乎是一样的。把现实主义说成是中国话剧史上唯一的战斗传统，既显得笼统又缺乏具体的分析和评估；而简单地情绪地否定这样的传统，并不见得是一种理论历史研究的进步。把现代主义戏剧看成是最时髦似乎又是最先进的，起码说明对西方现代派戏剧中国话剧史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兴衰缺乏了解，而由此导致对现实主义的鄙视，也是一种偏见。
不管现实主义概念是如何含混模糊，也不管人们对它是喜欢还是讨厌，中国话剧的历史，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都是在这个术语的纠缠中艰难进行的。理论家、剧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是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体会中进行着理论思考和戏剧创作的。因此，当我们纪念中国话剧九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对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重新给予科学的辨析和评估。由于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是从西方引进的特殊情况，也由于中国近现代的特有的国情和不同时期的历史情势，以及民族接受诸因素（包括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艺术传统民族语言等）的制约，因此，使得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有着它独特的形成和发展命运、独特的发展轨迹、独特的发展面貌和特点。伴之而来的，是它所特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这些，正是我们这篇论文要讨论的。
（二）
过去，虽然我们给中国的古典文学、古典戏曲以诸种主义的概括，包括现实主义的概括；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是接受外来影响的结果。由于话剧是引进的外来艺术形式，便更突出了这个基本特点。甚至可以说，中国话剧现实主义，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思潮的一个支流，前者是后者在中国国土上的一种衍生发展的形态。
西方现实主义戏剧运动，在欧美戏剧史上，大约只有三十年的时间。它产生的动因、背景、路径，同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是不同的。西方现实主义戏剧运动，肇始于左拉的自然主义对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的挑战，也可以说，它是以反对浪漫主义戏剧而发动的，正如浪漫主义戏剧的反拨一样，欧洲戏剧思潮表现为一个逐次更迭的形式。左拉对浪漫主义戏剧和通俗的情节喜剧极尽攻击之能事。它反对浪漫派戏剧那种僵硬的的戏剧模式，反对那种代表善恶类型的浪漫人物，反对虚饰的壮观的浪漫场面，反对陈腐的老套的情节设计。他说：“我期望剧作家在舞台上能塑造出取自现实生活、经得起推敲、有血有肉、不说假话的人物。我期望不再看到凭空杜撰的人物不再看到仅仅作为善恶象征、而对认识世道人心毫无价值可言的人物。我期望看到描写环境决定人物的作品，而人物的所作所为又能符合事理，符合各自的禀性。我期望剧作家不要再借助什么法术魔棒之类，刹那之间改变事件和人物的面貌。我期望他们不要再讲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不要添油加醋糟蹋正确观察所得，把剧本里原有的那些好东西也破坏殆尽。”（1）这一切都是针对浪漫主义戏剧而发的。真正成为西方现实主义戏剧奠基人的是易卜生，他的《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等社会问题剧成为现实主义剧作的典范，并形成一整套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编剧技巧的体系。其后便是斯特林堡、布拉姆、霍普特曼、萧伯纳、契诃夫等，并由于萨克斯－－梅宁根剧团、安托万以及自由剧场，特别是丹钦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的现实主义戏剧演剧实践和演剧理论，使西方现实主义戏剧在欧洲戏剧史上形成一个高峰。当然，西方现实主义戏剧运动是在其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以及特定历史文化哲学背景下产生的，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动机，并有着强大的理论学说作为支撑的。
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不但是受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思潮影响的结果，而且没有西方现实主义运动得以产生的深刻背景，以及一整套哲学文化理论学的准备，这就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先天不足之处。但这种影响，决不能认为是一种全盘的移植照搬，是一种简单的、被动的、消极的影响。从接受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民族的选择。从接受的过程来看，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是经过接受主体的过滤、剔取、融合，包括误解、误读、甚至夸张、扭曲、变形而实现的。由于接受主体的制约作用，决定这影响的性质、范围和程度。这样，它就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发展特点和发展道路。中国人最初引进西方话剧的时候（如果以春柳社于1907年在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等作为中国话剧史的起点），就文明戏的主潮来说，并没有倾心于西方现实主义。而其时正是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影响的时刻。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不但全部发表和演出，其本人也于1909年逝世。作为中国早期话剧向西方话剧学习的中介和桥梁的日本新剧，当时也正在掀起易卜生戏剧仿效热潮。但是中国话剧的创始者们，不但没有为这种戏剧思潮所感染，偏偏转向了雨果、萨都、席勒，以及小仲马等人的浪漫主义戏剧和佳构剧。除热衷于翻译、改编浪漫戏剧外，自编的剧目也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情节，如《茶花女》（小仲马）、《热泪》（杜司克原著，日译为《热血》（？））等。即使反映现实问题的剧目，如《黄金赤血》、《共和万岁》等，也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慷慨悲壮的激情。之所以倾向浪漫主义，一方面是正在酝酿和发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浪潮所构成的历史情势和氛围，与西方浪漫主义戏剧那种直抒胸臆、驰骋感情、英雄人物和英雄基调相共鸣；一方面是西方浪漫派戏剧和佳构剧，又多少能适合中国人的传统欣赏习惯。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倾斜，带有中外戏剧文化初次撞击的自发性投合的特点，但也显示着接受主体的制约性。由于是一次缺乏理
论准备和系统审视的遭遇战，颇有随潮而来随潮而去的味道。不过，应当指出的，尽管文明戏，特别是处于辛亥革命高潮前后的文明戏的演出剧目，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调，但大抵具有强烈的革命的现实的精神，以及同政治相联系的特色。就中国早期话剧的形成动因来说，与其说是出自艺术自身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出自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中国人接收外来的话剧，便同近代中国民族灾难深重的现实联系在一起。这点，是同西方戏剧、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历史很不相同的。
（三）
因此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第一个特点，便是它的功利性。从社会功能到政治功能的强调这是一个实用功能被不断被强化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
对中国话剧现实主义战斗传统持有异议并感到厌恶甚至反对的情绪性批评论点，认为它给中国话剧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情绪性批评既不能抹杀历史的客观存在，又不能对它进行科学的辨析，很可能把良性的遗产同惰性的遗留一起抛弃。
功利性、战斗性是一般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就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来说，它把这个特点更突出了更放大了，甚至被视为唯一的。
中国人最初接触话剧以及引进话剧的愿望，就有着强烈的救国冲动和功利期待。天缪生说得直截了当：“吾以今日欲救吾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欲输入国家思想……舍戏剧末由。”（2）这反映了中国人接受话剧的心态。对话剧的民族救亡的价值取向，使中国早期话剧借救国而引进，乘革命之高潮而兴，随革命落潮而衰。中国话剧的第一波，是披着浪漫主义的装束冲击现实的，是勇猛的，强击的，也是可歌可泣的。也许中国早期话剧没有一部杰作涌现，但它的战斗性的功利性，却成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一个历史的情结。
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思潮，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中，以译介易卜生戏剧作为开端，同时又是在对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模塑、吸收、改造，甚至误读中形成的。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胡适所写的《易卜生主义》最能体现这种模诉、改造的特点，他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这里突出强调的重点，一是易卜生现实主义戏剧的批判写实性，揭露家庭社会的腐败，即后来为鲁迅所提括的“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3）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二是它的社会审美效能，即它的社会启蒙、思想启蒙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把戏剧看作是思想、主义的载体。欧阳予倩便说：“盖戏剧者，社会之雏形，而思想之影象也。……一剧本之作用，必能代表一种社会或发挥一种思想，以解决人生之难题，转移误谬之思潮。”后来，洪深更明确地指出：“现代话剧的重要，有价值，就是因为有主义。对于世故人情的了解与批评品，对于人生的哲学，对于行为的攻击或赞成，－－凡是好的剧本，总是能够教导人们的。”（5）这些，都是透过五四思想革命的眼光来读解话剧、阐释易卜生主义的，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戏剧观念。它一方面赋予人生社会写实的功利价值取向，使写实性同社会审美功能相结合，更多地强调了易卜生戏剧的社会学价值；一方面它赋予现实主义戏剧以思想、主义的载体工具性能，更突出了易卜生戏剧的思想意义以及文化学的价值。
在这种现实主义戏剧观念的导引下，中国话剧史上涌现的第一批现实主义剧目，也是以对易卜生戏剧的主体模塑、改造中形成的，那就是“问题剧’的浪潮。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被简单地理解为“问题”和“剧”的相加或混合，或是戏剧就是讨论社会问题的。如胡适就认为欧美近代戏剧，“最重要的，以‘问题剧’来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6）。胡适正是以这种理解写了《终身大事》，从而揭开了中国话剧现实主义创作的序幕，并形成了“问题剧”热潮。值得注意的，《终身大事》是以对《玩偶之家》仿效模塑而写成的。而“问题剧”又竞相仿效《终身大事》，在这样再次模塑改造中，便涌现出一批娜拉式的人物，娜拉出走型的剧作。1920年《新妇女》杂志推出一组剧目，如《醒了吗？》（凌均逸）、《软化吗？》（钱钊钺）、《谁害我？》（唐觉）等，不但标题都是打上问号的，连人物也都是娜拉式的。其它如陈大悲的《幽兰女士》、熊佛西的《青春的悲哀》、侯曜的《弃妇》、欧阳予倩的《屏风后》等，几乎囊括了五四时期所有的社会人生问题。诸如婚姻恋爱问题、父母的爱心问题、妇女和青年的出路问题、劳资矛盾贫富不均以及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处境、社会地位等问题，都在剧作中加以讨论。这些剧目从整体上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体现出呼唤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迫切要求。它以直面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以真实揭示社会人生的实际情形和揭这种迫切急待解决的课题，而显示着现实主义创作的社会使命感，从而达到认识现实反抗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效果。尽管这里带着对易卜生戏剧，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误读误解，但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从理论和实践上被初步确立起来，特别是在真实观的确立中，使之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审美原则，不同于文明戏，也有别于西方现实主义戏剧。
伴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深和激化，也伴随着中国话剧的发展，30年代的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成为主潮，显示着现实主义戏剧的旺盛的活力，但是也开始呈现为一种分化的趋势。一方面是在继承五四话剧现实主义成就的基础上，走向成熟，涌现出曹禺、夏衍等创作的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我们把它称之谓诗化现实主义（对此容后再作深入探讨）。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种不断强化现实主义社会功能，特别是政治功效的现实主义，直接的政治目的性同迅速捕捉政治斗争的现实相结合，使五四话剧现实主义的思想价值追求转向更鲜明的政治价值追求。从30年代到40年代的话剧发展中，这种强化政治功能的现实主义得到普遍地贯串地发展。从提倡“普罗列塔亚”戏剧、左翼戏剧、国防戏剧到抗战戏剧，都被赋予特定历史阶段的革命的民族的政治色彩。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不但确立而且强化起来。这种现实主义，以急切地反映革命的现实斗争，甚至是追踪式戏剧报道为题材特征，它同革命思想，革命的路线甚至革命的政策方针紧密配合。在揭示现实社生活本质，契合激荡的革命时代的审美意识上，展示着它的蓬勃的生机和强劲的势头，它的确发挥来了现实的战斗作用和战斗效果，而且中国话剧史，是同这些革命的戏剧工作者的牺牲奋斗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与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并随着不断强化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情势而强化的。
对现实主义功利性战斗性的片面强调，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导致非艺术化。五四时期的问题剧，在学习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时，即忽视了易卜生对社会问题的“讨论”，是以塑造出真实、丰满而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为依托的，也是以对现实生活的诗意发现为内涵的并且有着它特有的技巧方法。而“问题剧”却不是这样，只是在讨论“问题”，以“问题”去支持剧作，从而形成一种理性戏剧思维方式。真实的原则，也只停留在对社会问题的“再现”上，而不是对问题的艺术发现。到了30年代，那些强化政治性的剧作，有的则是类乎新闻性照相式的现实复制。它只徘徊在现实的表层上，而缺乏穿透力和概括力。现实主义是要求思想性的，但是，以设定的思想、路线、政策加以图解，这同后来所说的“主题先行”是一样的。当我们说功利性、战斗性的片面强调是一个历史的弱点和教训时是说它所形成的一种理性戏剧思维定势，以至形成某种戏剧模式。那么这种负面的影响，成为一种惰性的遗留，变成一种无形的精神支配和精神负担，形成一种习惯的创作方法。当人们从主观上企图挣脱它时，都几乎难以挣脱出来。这正是我们需要否定的方面。当有人维护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时，往往也在维护值得维护的良性传统时，自觉地不自觉地维护着这些应当否定的惰性遗留。
必须指出，从文明戏以来，功利性、战斗性的强化，除了政治历史情势的强大制约性之外，也于顽固的中国戏剧教喻功能价值观念有关。先秦以前的礼乐歌舞戏剧的教化功能，已成为一种稳定的悠久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戏剧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使戏剧同政治、社会、思想、道德伦理的功喻、教戒结合得十分紧密。这种传统，不但没有因为外来戏剧文化的冲击而得到缓解淡化，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得更为强烈，也更“现代化”了，并因此而模塑，改造了外来戏剧的戏剧观念。这种基本价值，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那么作为接受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确如格式塔（完形），透视着选择着改造着外来戏剧，自然也包括现实主义的功能倾向。对此也不能作简单地肯定与否定，它需要一个历史的调适过程。
（四）
把中国话剧现实主义仅仅概括为战斗传统是不全面的，最能体现它的杰出成就和艺术成果的，是一批我们称为诗化现实主义的剧作，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田汉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秋声赋》、《丽人行》，于伶的《夜上海》，宋之的的《雾重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在这些剧作中，展现的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第二个特点，即民族独创性。它们代表着中国话剧现实主义发展中的另一种形态，另一种路线。它对西方现实主义戏剧进行了深层的渗透融合，从审美精神、创作方法、艺术技巧到语言等各个层面上，实现了民族独创性的改造和转化。
中国人对外来话剧艺术的接受，必然会打上民族艺术的烙印。对外来话剧艺术的接受过程，也就是民族化的过程。否则，这样一个“洋玩艺儿”，就很难在中国土壤上扎根立足。最初，中国人看到“西剧”，即以写意的戏曲作为比较参考的。认为“西剧之长，在画图点缀，楼台深邃，顷刻即成。且天阴晴，细微必达。令观者若身历其境，疑非人间，叹观止矣。”（7）这显然是对其写实布景的逼真性的感受。把西剧的特点概括为“白而不唱”（8），也是同中国戏曲唱念做打俱全的形态特征相比较而得出的。直到最后取名“话剧”，都是在同中国戏曲的比较区分中而被认同的。从这些都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外来话剧艺术的认识和把握，由潜在的审美精神到表层的艺术形式手段，都带着民族的审美眼光，为其固有的民族审美意识所支配，这几乎是一个天然的审视角度。早期文明戏，在艺术形态上呈现出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的特点，近乎中外戏剧的混合形态，诸如戏曲的自报家门、学唱青衣、间插舞蹈、表演上的行当区分等都揉进文明戏之中。这种现象，反映当时对西方话剧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戏剧体系还缺乏了解，从艺术形态上还不能把写意的戏曲同写实的话剧区分开来；但同时也反映了民族戏曲的传统力量的强大制约作用。文明戏的衰落原因是复杂的，但同其艺术本体和形态上的脆弱性有关。但正如我们提到的，西方浪漫主义的戏剧之所以在文明戏中得以施展其影响，也皆为这些剧目，在“情”字上沟通着中国人的欣赏心理，联系着中国戏曲的诗化抒情传统。当时就有人说，西方浪漫剧的特点是“用情之痴，用心之苦”，“盖以为至诚感人，金石可开”（9）。文明戏浪漫主义倾向，可以说是中国话剧诗化之最初征兆。
如果说文明戏阶段，是民族艺术同话剧的遭遇性的嫁接混合，而五四时期的话剧重振，则是以彻底摆脱传统戏曲为其开路的，全然把西洋剧作为范本。它给人以“全盘西化”的深刻印象。正是在这种痛切批判戏曲的表层下面，五四话剧剧本文学却渗入着民族审美精神，突出表现在浪漫派戏剧的诗化倾向上。
五四话剧的浪漫派戏剧在五四戏剧文学的建立中有着特殊功劳。诗与戏剧的结合，或者说话剧诗化的美学倾向，是五四话剧在艺术上最突出的艺术特色。田汉、郭沫若都是浪漫主义诗人，这自然使他们很容易地把诗切入戏剧，同时，他们也都看到戏剧的诗本体特性，如郭沫若就认为，“诗是文学的本质，小说和戏剧是诗的分化。”浪漫派戏剧的诗化内涵，即在观察和表现生活的戏剧视界是诗意的，着意从人的心灵情感世界透视人生现实。特别是从人的悲剧的“灵”的痛苦达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作品中又往往有着对未来的理想憧憬。其艺术特征便是抒情性，人物的性格、戏剧的结构和语言，都以抒情为纽带，如郭沫若的卓文君、王昭君，田汉的林泽奇、白秋英、浪漫诗人，白薇的琳丽等人物形象，都是诗意抒情化了的人物。其主情性，又导致他们追求借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注重诗意氛围的营造。他们有时将音乐、诗歌直接溶入作品之中，以增强其抒情性。对语言词句美的追求，使之注重词句的节奏美和韵律感。田汉就说：戏剧语言应在“内在节奏”和“外在节奏”的和谐中达致极致。所谓“内在节奏”，即人物的“情绪的自然消涨”，“外在节奏”，即戏剧语言的韵律感、节奏感（11）。
这种诗化倾向，自然同接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有关，但也不可忽视接受主体的投射作用，把民族的艺术精神，包括民族戏曲的质素溶入其中。卢卡契曾指出：“任何一个真正深刻的重大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所造就，除非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种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倾向促进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正是这种潜力的勃发，才能使外国伟大作家对本民族的文化起了促进作用－－而不是那些风行一时的浮光掠影的表面影响。”（12）五四话剧浪漫派的诗化倾向，正是中国的剧诗传统的潜力的解放和勃发。中国的曲论家历来把戏曲看作诗的演变与分支。所谓“诗变而词，词变而曲”，故对曲也叫“剧诗”。戏曲的诗体特征，总是“诗人的主体，隐没在剧中的事件的人物关系之中，通过以物观物，达到不知何者为物的境地”。戏剧动作的特点也是蕴藉抒情”。人物塑造的诗性特征是“舍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情节的设计，不仅要有传奇性，而且“奇不仅要真、要新，还要有情”，情节之奇，也不能脱离人物之情。在戏剧冲突上，也是重视内心冲突的构成（13）。中国戏曲的诗意抒情传统同西方浪漫主义戏剧，甚至同现代主义戏剧的融合，形成了五四浪漫派戏剧的诗化倾向。
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最初是从浪漫派剧作中表现出来的，是从浪漫派同写实派的互动影响和转化中而实现的。田汉的《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集中体现了五四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某些特点。《获虎之夜》有别于他的感伤浪漫剧，不是透过主观的诗意渲染和驰骋感情而揭示某种哲理意念；而是从现实生活的矛盾中提炼戏剧冲突，把诗意的抒情同真实生动的情节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部诗化现实主义的悲剧。充满诗情画意的山野气息，民族色彩，以及精美的对话，也都是很真实的。《名优之死》，可以说是从《梵峨 于蔷薇》到《苏州夜话》探索艺术、艺术家的社会命运的一个现实主义的诗意回答。它虽然受到波德莱尔散文诗《英勇的死》的启发，但诗意的激情却渊于中国艺术家的现实苦难的命运。他把京剧老生刘鸿声的真实的悲剧提炼升华为具有诗意真实的悲剧。田汉从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趋向，具有典型的意义，他把浪漫派的诗化美学倾向熔铸于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之中，实现了在创作方法上的渗透融合，对把中国话剧现实主义引向诗化现实主义起到了开路的作用。可惜的，是他并没有一直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
真正奠定诗化现实主义基石的曹禺和夏衍。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一方面受到了五四浪漫派文学（包括戏剧文学）的影响，而且他的早期的诗歌、小说，如《南风曲》、《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今霄酒醒何处》等就有着浪漫主义的影响和倾向；一方面是同世界现代戏剧艺术的“现实于诗”的结合的潮流相呼应的。约翰·加斯纳指出：现代剧作家试图使现实与诗这两种可能的境界都能够达到美的极致，或者力图使这两者能够浑然一致或相互迭替。”（14）这些现代剧作家有易卜生、斯特林堡、契诃夫、梅特林克、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奥尼尔、布莱希特等。同时，也汲取了五四话剧创作的艺术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他把中国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方法、手段有机地融合到话剧中去。曹禺在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问世后，当有人说它是一部社会问题剧时，他答辩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原谅我，我决不是套易卜生的话我决没有这样大胆的希冀，处处来仿效他。）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部社会问题剧。”（15）这段话，如果同他的《雷雨·序》、《日出·跋》联系起来看，就不能视为一般的创作经验谈，它似乎是一个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宣言。他说的“诗”，不能理解为外国的“诗”，而是中国的“诗”，是熔铸着民族艺术精神和诗学范畴的内涵的。诗化现实主义，是中国人的诗性智慧，诗化手段同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结合。这种特色，几乎成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杰作的普遍美学特征。
首先，在真实观上。如果说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真实性，倾向于客观生活的再现，当然也渗透着剧作家的主体审美创造；而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更注重真情，在“真实”中注入情感的真诚和真实，甚至是缘情而作。如曹禺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恐惧的表证。”“《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情感的发酵。”（16）这点，正象中国戏曲的抒情传统，如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就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7）把情真提高到一个超越一切的境界，同时也把理想的情愫铸入知识性之中，如曹禺、夏衍的剧作都渗透着一种目标感，于残酷的真实，灰色的人生中写出希望的闪光。夏衍虽然多写些卑琐的小人物，一种龌龊的生活，但他却从中发现：“眼睛看得见的几乎是无可挽救的大堤般的溃决，眼看不见的却象是遇到了阻力而显示了它威力的春潮。”（18）在诗化现实主义中兼容着浪漫主义因素，是既有着先进思潮的影响又闪烁着时代的亮色，更熔铸着民族艺术精神，我把这种真实，称之为“诗意真实”。
其次，与追求诗意真实相联系的，是对戏剧意象的创造。意象，这是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对创造戏剧意象有着一种为传统支配的共同追求。刘勰说：“窥意象而运斤”（19）王廷相则说，“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20）意象所要求的是情景的和谐统一，是一个有机的内在的和谐完整而富有意蕴的境界。它有着一种放射性的指涉作用。它透过一个特定的情境，一个物象，一个人物等具体的真实的描写，而赋予更深层更丰富的蕴含。而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便特别注意戏剧意象的营造，追求真实的诗意、意境的创造，象征的运用。如《雷雨》中的雷雨意象、《上海屋檐下》的梅雨意象、《秋声赋》中的求的意象、《风雪夜归人》中的风雪意象、《雾重庆》中的雾的意象等，这些意象把细节的描写、真实的物象同人物的命运、戏剧冲突等都统摄在这特定的戏剧意象之中。雷雨的意象，它是整个《雷雨》的戏剧氛围，是剧情开展的节奏，也是破坏性世界力量的象征，更是人物性格和感情的潮汐和激荡，是为作家雷雨般的热情所构筑的情景交融的诗意境界
㈣ 中国话剧从诞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发展历程
20世纪，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期，也是其文化发展的蜕变更生期，文化语境中新与旧的问题，几乎纠缠了整整一个世纪。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这一问题的集中反映。以《新青年》杂志为思想阵地的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人，认为新的时代应当创造新的戏剧，而传统戏曲则是野蛮的“遗型物”，是不进化的代名词，而效法西方戏剧所创立的新的舞台艺术形式，必将对传统戏曲取而代之。如果说胡适等人对待戏曲的态度不免过激，那么1926年以《晨报剧刊》为舆论阵地的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等人，对待戏曲的态度则要公允得多。他们不仅欣赏中国戏曲重表现、写意化的美感，而且还准备吸取其中的美学特点，创造出一种适合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国剧”。尽管“国剧运动”的构想未能实现，但是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早期中国话剧观念的多元特点。而宋春舫等学院派戏剧理论家对西方现代戏剧流派的介绍，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们的艺术视阈。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话剧的贡献，首先在于它确立了白话文作为社会语言的独立地位，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如果话剧用之乎者也或中州韵演出，那该是怎样滑稽的事，至少人们会难以听懂喋喋不休的台词。其次，它彻底地打破了戏剧文化的保守态势，人们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异域文化，并致力于借鉴和吸收西方戏剧的最新潮流。再者，反映现实与人生的戏剧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意识，戏剧与时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到了1930年代，中国话剧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显示出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价值。话剧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也逐渐加强，甚至出现了工人剧团和农民的话剧演出。此时期，一位在中国话剧史上意义非凡的人物，带着与他年轻的面孔不相称的忧思与憧憬，豁然出现在世人眼中。这个人就是曹禺，在23岁时他已经创作了惊世之作《雷雨》（1934）。此后，《日出》（1936）、《原野》（1937）等相继问世，在他的笔墨之间，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国话剧文学已经走向成熟。他的戏剧在那个年代曾经养活了一个著名的职业剧团——中国旅行剧团（1933—1947），在以后的岁月中，研究者的视野中有了“说不尽的曹禺”，导演和演员心中有了“演不完的曹戏”。
㈤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最早出现的话剧在当时被称为什么
“春柳社”是1906年底中国留日学生成立的一个团体，被公认为中国话剧创始期的奠基者。它设有戏剧、音乐、诗歌、美术等多个部门，其中演艺部成立最早，主要成员有才智过人的李叔同，他是开创中国现代文化新时代的先行者之一，后来出家成为一代高僧“弘一法师”。
1907年2月，春柳社在东京尝试性地演出了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的第三幕，李叔同男扮女装饰演了茶花女。这是中国人用汉语演出的第一个话剧。
第二年6月，春柳社正式公演了根据比彻·斯托夫人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反对种族歧视的五幕剧《黑奴吁天录》，确立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话剧艺术形态（诞生了中国话剧第一个创作剧本，同时也是中国完整话剧的第一次演出）。
一开始，作为舶来品的“话剧”并不叫此名，而是被称为“新戏”、“新剧”或“文明戏”。“‘文明戏’是中国话剧最早的一个形态，也可以叫‘早期话剧’，它的出现首先是对当时的中国传统戏曲比较脱离现实的一个反拨，使得社会变革、百姓心声都能够在一种新的戏剧形态里面表现出来。”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丁罗男指出。
上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民众深处苦难；随着中国封建帝制的日趋衰败，一批有志之士将目光转向西方，希望从中寻求疗救中国社会的药方，正是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改良传统戏曲、从西方引进话剧的直接动力，以顺应政治、文化变革的社会需求，从而应运而生了中国话剧。应该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呼应了反对帝制、建构新的民族国家、革旧鼎新的社会氛围，也是一次历史的遇合。其时，李叔同、欧阳予倩、郭沫若、田汉、洪深等一批留学日本、欧美的青年知识分子，利用先后引进西方的戏剧观念与样式，使话剧成为人们直接表达政治情感、社会诉求、启发民智与唤起民众的锐利武器。
当时，一支出自学校的新剧团异军突起。异常活跃。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倡导“练习演说，改良社会”，从1908年到1922年，就上演剧目近50个，全部为学校师生自己创作，颇受观众好评与捧场。
从一开始，“南开”新剧团就采用了西方话剧的一整套编演形式，同时吸收了中国传统演剧艺术中有活力的部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它从欧美直接移植，形成以天津为中心的流行于北方的话剧，与春柳社从日本移植的、主要以上海为中心的流行于南方的新剧，共同构成了中国早期话剧的整体。
进入20年代，日后成为人民共和国国歌词作者的田汉开始进入戏剧界，以自己的戏剧创作确立了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历史价值，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他创建的“南国社”，以“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的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为宗旨，也是中国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把话剧由校园推向了社会。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四十年间，他一直是中国戏剧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与田汉同期登上剧坛的中国第一个专习戏剧的留学生洪深（1919年考入哈佛大学戏剧训练班），回国建立了正规的导演制，实行严格的排练，并实现男女合演，将舞台布景由原来的平面改为立体，这一系列做法在当时国内尚属首创，使正处于由“文明戏”向现代戏剧过渡的中国话剧完成了历史性转化。1928年4月，他建议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并提出“话剧的生命就是对话”，以与西方歌剧（Opera）、舞剧（Dance Theater）相区别。从此，这个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剧种，有了被大家认可的正式中文名称。
㈥ 为什么中国的<话剧>没落了
我来来告诉你，现在话剧自很不景气的原因，从一个话剧的创作到修改直至搬上舞台上映，就算是每天不停的干也至少要3年时间才能完工！！而你3年完工的结果即使是顶尖的剧本你也只能拿到8000圆钱！！3年8000圆请问现在物价这么贵怎么够花啊，所以创作团队非常的少几乎没有，没有创作哪里来的消费.欣赏呢？？？
㈦ 话剧发展的三个阶段及代表作
中国话剧发展的三个阶段及代表作：
1907年：诞生
代表人物：李叔同(弘一法师)
代表剧目：《黑奴吁天录》
1907年，李叔同(弘一法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一个旨在研究各种文艺的“春柳社”。1907年春，春柳社的成员们参加了日本东京中国青年会为国内徐淮水灾而举行的一个赈灾筹款游艺会，并尝试性地演出了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之第三幕，获得了在东京的世界各地人士的交口称赞，尤其是李叔同反串的茶花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后来在《芝居》杂志上发表的《对于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李君演得非常好……李君的优美婉丽，绝非本国的演员所能比拟。”
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欧阳予倩回国后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不久后，春柳社又演出了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在表演中，他们首次采用了分幕表演法，并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的特点，使演员塑造的角色更为丰满、立体、真实。这场表现了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的演出再一次在东京演剧界引起巨大反响，还曾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园的好评，并认为中国青年的这种演剧象征着中国民族将来的无限前途。
而《黑奴吁天录》的成功，确立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剧形态。它对日本“新派剧”中源于西方戏剧的布置设计、服装、化妆、刀具、灯光等方面的潜心研究和大胆实践，对日后中国话剧在舞美方面的发展都有着很大影响。同时，也标志了中国话剧在真正意义上的诞生。
20世纪30年代：兴起
活跃人物：曹禺、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
代表剧目：《卡门》、《夜未央》、《血债》、《秋海棠》、《气壮山河》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历史饱经忧患的年代，这一时期，中国话剧转向了现实主义，一扫既往浪漫、感伤的基调，转向悲愤、抗争，主动承担起唤起民众、拯救国家的重任，开始走向成熟。其主要特点是：把话剧同中国社会的、人民大众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植根于民族文化，在借鉴西方话剧的同时，以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对这一外来艺术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为中国现实所需要、为中国民众所喜爱的戏剧品种;涌现了曹禺、夏衍等一批杰出的剧作家和一批杰出的剧作。同时，职业剧团开始出现，演剧艺术接受和达到世界的水准。
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戏剧在中国兴起，话剧与现实更密切地结合起来。1930年，田汉将法国小说《卡门》改编为同名话剧，试图“借外国故事来发挥革命感情影响中国社会”。稍后，欧阳予倩把一部前苏联戏剧搬上舞台，以此抗议帝国主义杀害中国民众的罪行。1930年底，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简称剧联)在上海成立，联合主要的戏剧组织和进步的戏剧界人士，开展声势浩大的左翼戏剧运动。
1936年，中国戏剧界抗日救国的呼声日趋高涨。戏剧家们以戏剧为武器，开展抗日救国的演剧运动。田汉、夏衍、洪深、陈白尘、于伶等在空前伟大的救亡运动中，同仇敌忾，表现出色——“国防戏剧”发挥了唤醒民众、鼓舞斗志、团结御敌的作用。
当时还产生了“红色戏剧”，是特定历史年代产生的群众性戏剧活动。1932年，江西瑞金成立了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每逢节假日都举行话剧演出，还经常到乡间巡回演出。红军长征后，将“红色戏剧”的种子撒向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抽调了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东北，在部分地区组建文工团。他们每到一处，都边演出文艺节目，边做群众工作。《夜未央》、《血债》、《秋海棠》、《气壮山河》等话剧在当时的民众之间反响很强烈。
新中国话剧：成熟
活跃人物：老舍、田汉、郭沫若、焦菊隐等
代表剧目：《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刘莲英》、《龙须沟》、《关汉卿》、《霓虹灯下的哨兵》
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话剧主要是讴歌革命的胜利，包括《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保卫和平》等，其次是歌唱新中国的主题，如《刘莲英》、《龙须沟》、《春风吹过诺敏河》等。1949年底，老舍从美国回来，创作了《龙须沟》，可以视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接着出现了标志新中国话剧发展中的一批峰巅之作。首先，是一批“第四种剧本”，如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等。
1957年发表的《茶馆》，不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剧中写了3个历史时期，时间跨度50年，写活了70个人物，总导演焦菊隐(1905年~1975年)为这出戏的成功也有着出色的贡献。
1958年，田汉的《关汉卿》问世，也是历史剧创作发展的一个标志。《关汉卿》是不但体现着田汉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最优秀的剧作之一。
20世纪60年代前期，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后，话剧创作又出现了一次高潮。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剧目，如《第二个春天》、《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激流勇进》、《南海长城》等。它们虽然过于突出理想教育，过于注重塑造英雄人物，但在艺术上已比较成熟，人物刻画得比较生动。
㈧ 中国传统戏剧为何昌盛一时如今衰落了该如何振兴
其实现在很多聪明的人，有远见的人，都把流行音乐将古代戏曲结合起来，这样的杂种才是最具生命力的，因为既有历史积淀，又有现代先锐意识。
从我的了解看，慈禧太后大力推广的京剧国粹已经基本没前途了，冯巩和牛群两人也不说相声了，因为不怎么赚钱，或者说要创作精良的作品很少了，于是转型搞小品，冯巩的小品也不行，2009年春晚就可见一斑，缺乏创作源泉，目前很多艺术家都是闭门造车，没创新的东西。倒是天津的相声在郭德纲等人的努力下，重新回到人们视野，
传统戏曲到了改革开放人人捞大钱的时代，沦落为冷门的，曲高和寡的花瓶，是很正常的，连相声都要向低廉的小品转行，更别说戏曲之类的。
如何摆脱困境？
1，舍弃以前那些封建思维，多点当今社会现状的反映，比如房价高，教育出问题，医疗改革啊什么的，那个周立波为啥出名，还不是敢于谈点实事，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工作紧张，需要的慰藉不是封建伦理道德，不是阿哥阿妹情郎相会包厢边后花园，不是人头铡取敌手性命瞬间，而是货真见识的，与现代人真正所关心的话题搭边。下里巴人之所流行，中国山寨文化所以发展那么迅猛，还不是因为现代人的捧场，不然赵本山那样低俗的二人转能上央视的大雅之堂？
换句话说，百家讲坛的成功，正是古典传统与现代元素的结合，说起古代历史人物很多作家都头头是道，但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观点？其实百家讲坛正是说书人与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
我第一个观点是：一定要与时俱进，多加入一些现代元素，让人们关心它，如果老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唱，估计只有前清遗少才会提着鸟笼挥着折扇在旁边看看听听。
2，要利用行政命令，让社会渐渐创造一个适合传统戏曲良性发展的环境，比如从小就开设关于传统戏曲的课题，像目前报纸上经常报道的小学开设国学科，让孩子学习传统经典诗词什么的，都是类似的环境营造。
3，一定要有卖点，也就是说，传统戏曲由于跟地方经济或者说GDP不搭界，或者创造不多少利润，所以当局也不会重视，地方政府更是热衷房地产，除非要开盘那天，附庸风雅地请来几位戏曲大师们哼唱几曲博人一笑。所以传统戏曲要在开放的今天获得新生，必须提出自己的卖点，因为商业社会，你需要包装，需要广告宣传，这都要人家的经济赞助，如果老像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卖唱女，是不会有多少收益的。
4，打造名旦，大师，如梅兰芳之类的，有了中流砥柱，有了台柱子，则一切商业投资都很快而来，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反对将传统文化的价值拿金钱来量化，但在市场经济中，一切不能活学活动马克思经济学的所谓文艺，也只能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为我们所称的传统文化，也不过是因为岁月长久，古人喜欢，才流传下来，它不一定非要在我们这一代中继续火爆，比如上海滩以前有很多挑大粪的工人，现在上海滩就不一定需要这么多人力去干这事，如果一个事物，不管是艺术也好还是物质也好，如果自身经不起时代的洗礼，不能与时俱进，消失也很正常，人家刘谦能将不被人所喜好的魔术带入春晚，于是魔术在中国重新获得关注和喜爱。
戏曲也一样，机会还是很多的，只是看负责戏曲操作的那帮子人，到底有没有用一颗赤诚的心来对待戏曲创作，有没有更优秀的演员来传承和宣扬这些经典。
㈨ 找中国话剧的发展史
关于现代话剧的发展简况
1．文明新戏时期
话剧是一种西方的戏剧形式，19世纪末由在上海的西方侨民引入中国。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组织的春柳社被看作是最早的话剧团体。他们演出的这种不同于传统戏曲，而主要适应于现代文明需要的西方戏剧形式，被称为"文明新戏"或"文明戏"。1910年由任天知发起，有汪仲贤、欧阳予倩、陈大悲参加的进化社是我国第一个职业性的新剧团体，他们以"知天派新剧"为旗号，创造了中国现代话剧早期的创作与演出模式：强调现场的宣传作用，强调演员的即兴表演（采用"幕表制"，即不用剧本，只用演出提纲）。这种具有"街头剧"特点的"广场戏剧"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衰落。1914年，现代话剧又出现了一个以现代大都市上海为中心、以职业化与商业化为特色的"甲寅中兴"，其中，以郑正秋导演的《恶家庭》为代表的家庭剧风行一时，并创造了文明新戏的最高票房纪录。也正是由于文明新戏的商业化倾向，过于迁就小市民的欣赏趣味，以及艺术上的粗糙和演员的堕落，终于失去了观众。
2．爱美剧时期
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特别是1917年的文学革命开始后，新文学作家和理论家们一面更加猛烈地批判传统旧戏，一面竭力提倡西洋新戏。1920年秋，原著名的文明戏演员汪仲贤在上海主持演出的萧伯纳的名剧《华伦夫人之职业》意外失败后，1921年，著名的文明戏演员汪仲贤在上海主持演出萧伯纳的名剧《华伦夫人之职业》意外失败后，与沈雁冰、陈大悲、欧阳予倩、熊佛西等发起成立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话剧团体"民众戏剧社"，同时出版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戏剧刊物《戏剧》月刊。为避免重蹈文明新戏职业化与商业化的覆辙，他们大力提倡非营业性质的爱美剧（爱美，即Amateur的译音，意为"业余的"、"非职业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天津南开学校、北京清华学校为代表的学生业余演剧活动形成了一个高潮。 3．小剧场运动时期
小剧场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的法国"自由剧场"的艺术实验活动，后风行于欧美与日本，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戏剧取代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戏剧，从而占据剧坛主导地位的一次戏剧革新运动。中国的小剧场运动以爱美剧的形式进行艺术实验，建立起不同于文明新戏的话剧体制，其核心是以"导演制"取代"明星制"。小剧场运动剧本创作的重视，培养了田汉、丁西林等著名的剧作家。胡适模仿易卜生的《娜拉》创作的《终身大事》是现代话剧最早的创作剧本。创造社的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以"诗人写剧"而著称的剧作家。与当时现代话剧多以悲剧和多幕剧为主的情况不同，丁西林则创作出了在艺术上十分成熟的独幕喜剧。小剧场运动以爱美剧形式进行过各种艺术实验，建立了不同于文明新戏的话剧体制，其核心是以"导演制"取代"明星制"。
4．左翼戏剧运动时期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激发起了1928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1929年秋，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或称"新兴戏剧"、"普罗戏剧"）的口号，1930年8月，又联合辛酉、南国等剧社成立了上海剧团联合会，后改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成为30年代最为有名的"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力量，他们掀起的左翼戏剧运动，也成为30年代最有声势的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左翼戏剧运动以提倡"戏剧的大众化"为特色，在各个领域向着"广场戏剧"的方向发展，在工厂建立有工人剧团（蓝衣剧团），在农村有熊佛西以"露天剧场"的形式实验的"农民戏剧"，在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中建立有八一剧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有"国防戏剧"的提倡。这时期成就最大的剧作家是《回春之曲》和《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和作者田汉和洪深。
5．剧场戏剧时期
剧场戏剧（即"大剧场"演出）以职业化和营业性为特点，是中国话剧从业余走向专业的标志，也是中国话剧从幼稚期走向成熟期的标志。其必备条件有二，一是必须是一种艺术，二是必须有票房号召力。而成功的关键则在于剧本的创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是从1929年开始的，但真正得以实现则是在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面世之后，这就是《雷雨》对现代话剧的特殊贡献：达到了文学性与舞台性、艺术性与欣赏性的高度统一。剧场戏剧的重要作家除曹禺外，还有夏衍、李健吾等。
6．广场戏剧时期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话剧再次向"广场戏剧"倾斜，并出现了三次高潮。
一是抗战初期，组织救亡演剧队（抗敌演剧队）分赴各地成为当时戏剧演出的主要形式，其演出形式主要有街头剧、广场剧、活报剧、茶馆剧、游行剧、谐剧等多种样式，其中，被称为"好一计鞭子"的《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最为有名。
二是抗战中期，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即"解放区"），以秧歌剧和民族新歌剧以形式的广场戏剧最为活跃，其中，秧歌剧的代表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民族新歌剧的代表则是《白毛女》以及《赤叶河》、《刘胡兰》等。
三是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反内战、反饥饿的全国性学生运动热潮的高涨，具有极强的政治的广场活报剧成为当时戏剧的主要形式。这时期，职业剧作家创作的作品，陈白尘的《升官图》、吴祖光的《捉鬼传》、宋之的的《群猴》、瞿白音的《南下列车》等，都具有广场戏剧的特点，也是学生剧团经常演出的剧目。
7．剧场戏剧再兴时期
在广场戏剧不断掀起高潮的同时，在大后方（以及沦陷区）剧场戏剧在大中城市也继续得到繁荣，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剧的创作繁荣，主要代表有郭沫若的战国史剧、阳翰笙的太平天国史剧、阿英的南明史剧等。二是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繁荣，主要代表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天涯芳草》，以及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陈白尘的《岁寒图》、袁俊（张骏祥）的《万世师表》、于伶的《长夜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田汉的《丽人行》等。三是讽刺作品的繁荣，主要代表有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升官图》，以及老舍的《残雾》、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妙峰山》、袁俊的《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山城故事》等。此外，沦陷区以《秋海棠》为代表的"市民化"戏剧创作和演出也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态势，正好与后来解放区戏剧的"农民化"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倾向。
三、曹禺的话剧创作
《雷雨》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和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
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朴园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方面。
周朴园是《雷雨》的主人公，是剧中各种悲剧的根源。作品以他为中心，安排了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是他与妻子蘩漪的冲突，以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一是他与矿工鲁大海的冲突，以表现他与工人的对立，这两条线索又通过侍萍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周朴园是一个狠毒凶残的资本家，作者通过鲁大海之口，揭露了他血淋淋的发迹史：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时，他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多个工人，进而将每个工人的抚恤金中扣去300块钱。只要能弄钱，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周朴园更是一个专制冷酷的封建家长，在家中，他的话就是法律，为了贯彻他的意志，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幸福。他与蘩漪的关系，表面上是一种夫妻关系，实际上却完全是一种主仆关系，他需要蘩漪做的，只是为孩子们树立一个"服从的榜样"。在"第一幕"他强迫蘩漪喝药的一场戏中，蘩漪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先是让小儿子周冲端着药去劝，看着周冲含泪的眼睛，蘩漪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求留到晚上再喝。可他仍不肯让步，又命令大儿子周萍去劝，并且要跪着劝，直到蘩漪认输方才罢手。在他的眼中，根本没有蘩漪独立的人格和起码的尊严，他关心的也不是妻子的健康，而只是自己的意志。
周朴园与前妻侍萍的关系，更充分暴露了他伪善的本质，年轻时他诱骗了侍萍，当他以为侍萍已经投河自尽后，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纪念自己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真爱，不仅将自己儿子的取名为"周萍"，保留了侍萍生周萍时的房间模样，甚至喜欢关窗的习惯，而且还一直把侍萍当作"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要为她修一座墓。但是，当他日思暮想的侍萍以女佣母亲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时，竟马上翻脸不认人。
但曹禺并没有把周朴园作为一个阶级的典型，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塑造的。他对蘩漪的冷酷，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得到她的爱；他与鲁大海的冲突，则是当时社会上日益激烈的劳资矛盾的反映；而对侍萍的翻脸，则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心爱的姑娘重又嫁人生子的现实，最后，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的客厅时，他怀着忏悔的心情，命令周萍前来与自己的生母相认。虽然作者在创作之初，"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是，"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而从人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这正是易卜生的戏剧观。
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蘩漪形象的塑造上。
蘩漪"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曹禺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她是周朴园的续弦，如果算上侍萍，她实际上是周朴园的第三个妻子。
蘩漪来到周家18年，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平等的爱，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摧残。她知道丈夫年轻时的荒唐事，知道周萍是丈夫与女佣的女儿生的"私生子"，也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为纪念这个儿子的生母所保留的房间。而丈夫对她，则仅仅是看作一个儿子们的榜样。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和不平等的待遇，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她怀着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怀着对周家的报复，疯狂地缠着大少爷周萍。而当她发现周萍喜新厌旧，想摆脱她转而去追求四凤时，她更不惜追到鲁家，在鲁大海将要发现周萍的关键时刻，关上窗户，断了周萍的后路，把他暴露在鲁大海面前，想借鲁大海的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终于导致了四凤触电身亡，周萍也开枪自杀。
蘩漪形象的成功，主要就在于作者深刻地表现了她矛盾复杂的"雷雨式"的性格。她对周朴园表面上是屈从的，但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她追求周萍，不惜陷入"母亲不低频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这与其说是爱的爆发，不如说是恨的宣泄。蘩漪是作者认为"值得赞美"的人物，所以在创作中，作者着力描写了她因"环境的窒息"而做出的一次"困兽的搏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生命里所交织的"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曹禺：《雷雨·序》）。
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侍萍形象的塑造上。
侍萍是无锡周公馆女佣梅妈的女儿，被周家大少爷周朴园诱骗，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30年前的一个除夕，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周朴园为了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赶走了侍萍。那天晚上，侍萍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跳了河，人们都有以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并且又嫁了两次人，还生了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鲁四凤。
这个性格刚强而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由于她自己的母亲是佣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抛弃，因此，她一直不准自己的女儿再蹈自己的覆辙，没想到丈夫鲁贵又把女儿送进了公馆做使女。为了把女儿找回来，没想到自己又踏进了周家的大门。命运更作弄的人是，她的女儿又同样地与公馆里的大少爷不清不白，而这位大少爷竟是周萍--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由于作者在当时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像侍萍这样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见所闻全是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运悲剧"来替他们作解释了。
受西方古典主义戏剧观的影响，《雷雨》在结构上十分讲究，四幕戏的时间集中在一天之内（从上午到深夜），地点也集中在周鲁两家的范围内，出场的八个主要人物全都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因此，作者自己也意识它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也运用得太过分。此外，作者还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悲剧观的影响，在渲染悲悯的宗教思想和神秘的命运色彩的同时，又强调距离的审美效果。在初版本中，特别设计了相同场景的"序幕"和"尾声"，让人们早早在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十年后，周公馆成了教会医院，这里住着两个疯了的老妇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园也成了基督教徒。让人们在了解了故事发生的原由后，能够再回味心中曾涌起的那份情感。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揭露。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
曹禺在清华读书期间，特别是在河北女子师范教书期间，见识过许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陈白露就是她们中的一位。在没有走进社会之前，她们都是美丽而纯真的"竹均"，对未来充满理想；走进社会后，很快就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在娱乐圈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暂时在现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脚，没有重蹈子君的覆辙，但是，却面临着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腐蚀。于是，很快投入了银行家潘月亭的怀抱，完成了从"不足者"到"有余者"的变化。方达生的出现，唤起了陈白露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但过去的美好也仅仅是回忆中的一点残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经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养在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即使有方达生的援救，即使鸟笼的门可以打开，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会自己觅食了。陈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个理想，也是作者对这个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经被彻底的锈蚀，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为了保护被人随意买卖的"小东西"，甚至不惜与金八作对。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李石清是一个极端自私而又阴险狡猾的人，而黄省三则是一个非常神经质而又胆小怕事的人。通过李黄之间的冲突，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动因。黄省三现在的处境，就是李石清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的另外一种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丧心病狂地不择手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黄省三的境地。反过来说，如果黄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样有心计有手腕还有胆量，他也可能成为李石清第二。而李石清如果拥有了潘月亭的钱财和权势，他就会比潘月亭更加贪婪和荒淫。现在的李石清就如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对待媳妇时就比当年的婆婆更加残忍。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现在的"襄理"位置，他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艰辛和屈辱，他看见了现在的黄省三就像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像黄省三这样的怯懦者和失败者。
与《雷雨》曾受到许多批评一样，《日出》也曾遭到不少严厉的质疑。诸如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喜剧因素问题、第三幕（宝和下处）的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以及"突击了'现象'而忘记了应该突击的'现实'"，"没有把笔锋直接指向造成一切黑暗和罪恶的根源的帝国主义"等等，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了从《雷雨》到《日出》的变化，是作者的进步还是退步的关键问题上。这是一个仍然可以进行再探讨的问题。一个得到了多数人认同的意见是：曹禺的这次"试探一次新路"的努力，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作者的第三部作品《原野》发表以后。
如果说《雷雨》主要体现了作者的对中国封建家庭的认识，《日出》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的认识，那么《原野》则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精神承受力的理性探讨。《原野》的故事是在一连串血海深仇的背景下展开的：仇虎的父亲仇荣，被当过军阀连长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抢占，仇家的房屋被烧毁，仇虎的妹妹被送进妓院而惨死，仇虎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家的儿子焦大星强占，做了"填房"，仇虎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曹禺敢于将《原野》的背景放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农村，并不是要追随时代潮流去表现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借一个发生在农村的具有传奇性的复仇故事，挖掘一个人在强烈的爱与恨夹击下丰富而脆弱的内心世界，表现人充满反抗意识的原始生命力和复仇者的心理变化。因此，作品一开始就将从狱中逃出来复仇的仇虎，置于欲复仇不能，而欲放弃又不甘的尴尬境地。仇虎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然而，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焦阎王已经先他而去，剩下的只是瞎眼的焦母、懦弱的焦大星，以及尚?/ca>
㈩ 中国话剧的发展历程
在“文革”末期，1976年清明时节，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这场运动被四人帮疯狂镇压，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四·五运动”尚未平反之际，上海工人文化宫的一位业余作者宗福先，就以其对“四人帮”的强烈义愤和对时代变化的敏感，写出了从一个侧面反映这场斗争、表现人民群众正义呼声的剧作《于无声处》。1978年，该剧由上海文化宫业余话剧队首演于沪。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特殊历史时期民族心态的真实写照。戏剧故事就从1976年初夏写起。受尽迫害、身染沉疴的老干部梅林，在赴京治病途中，与儿子欧阳平前去探望老战友何是非。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老战友正是从前诬陷自己的人，为了一己私利，此人早已投靠了“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而此刻，何的女儿、公安人员何芸奉命缉拿的要犯，正是自己参与了“四·五运动”的儿子欧阳平。于是，两个家庭、六个人物，在短短的九个小时之内，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梅林的坦荡胸襟、欧阳平的凛然正气，终于使何芸对正义与邪恶做出了准确判定，何是非的妻子也出于一腔义愤，揭露了丈夫卖友求荣的卑鄙无耻和险恶用心。戏剧结尾时，尽管历史还没有走出那段黑暗路程，但人心所向已昭示了正义必胜的历史趋向。这部话剧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可能在后人看来已无太多的启示，但它的出现，其思想的先导意义却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生命的形式”。十年动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场深重灾难，然而，没有过去的经验，也就没有新时期话剧的现实形态。正如新时期伊始，政治思想领域举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旗帜来重新认识所谓形形色色的“真理”一样，戏剧领域则举起了“写真实”这面旗帜，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冲击。
崔德志编剧的《报春花》，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沈阳首演。这个剧的意义指向，已经从社会局部问题的揭示转向了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剧中，纺织女工白洁心地善良、工作认真，在本职岗位上，创造了数万米无疵布的优异成绩。然而，荣誉与爱情总是与她绝缘，原因仅仅在于她是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厂长李健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要推选白洁为劳动模范。而此举竟然引起轩然大波，厂内的极“左”势力顽固坚持封建的血统论，意欲对白洁继续实行压制和打击。最终，改革的春风驱散了往日的阴云，历史终于还白洁以公正。
领袖题材的话剧是新时期话剧的一个热点。这不仅在“文革”时期绝不可能，就是在建国后十七年的话剧发展中，也不曾显露过踪影。以领袖人物入戏，以常人之心写之，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实绩，同时也反映了民众对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的缅怀之情。
如果说创作于1978年的《西安事变》（程士荣、郑重等编剧），创作于1979年的《陈毅出山》（丁一三编剧），创作于1980年的《陈毅市长》（沙叶新编剧），实现了话剧中领袖人物由“概念化”向“现实化”的转变的话，那么1983年出现的两部以马克思的生平为表现对象的话剧《马克思流亡伦敦》（赵寰编剧）、《马克思秘史》（沙叶新编剧），则实现了领袖人物向着普通人的血肉真情、向着个体生命真实的生存状态的回归。这两部话剧在立意方面颇有相似之处，即两位剧作家都没有对着马克思的圣像和不朽业绩高唱颂歌，而是以自我的生命体验去理解作为人的马克思，他的饥饿困顿，他的痛苦挣扎，他无可比拟的坚强意志和远大抱负，以及他无法摆脱的生活困境和人生悲哀。剧本一发表，即在评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有人想用“反马克思”的大棒将其棒杀。但无论剧本本身存在着怎样的缺点和不足，有一点却是特别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剧作家要把生命的感觉还原给马克思，使其成为活生生的人，而非神龛上的神。领袖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新突破，显示着文革文艺模式的终结，也预示着中国话剧摆脱高台教化的定势，探索自身进路的开始。二、探索剧的勃兴 所谓探索剧，即不满于既有的一套戏剧模式，而大胆引入新的戏剧表现手法，进行新的尝试和实验的戏剧。探索剧在形式革新方面有所收益，使话剧的“散文化”和“叙事成分”有所增加，实现了戏剧时空的自由转换，并将象征、隐喻、荒诞变形等手法广泛运用，加强了舞台的综合性。
80年代初，一系列话剧如《车站》、《野人》、《WM》、《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的出现，形成了探索剧的潮流。而80年代末到90年代，《狗儿爷涅盘》、《桑树坪纪事》、《中国梦》、《鸟人》、《商鞅》等，则显示了探索剧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摸索之后所取得的重要成绩。
198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台话剧《狗儿爷涅盘》（刘锦云编剧，林兆华导演）。剧中表现了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在建国后30多年的历史风云中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农民狗儿爷既具有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也有富耀乡里的野心。他的幸福梦与地主梦一脉相承，因此他在解放初大量收购土地，在土地归入集体后陷人痴迷；在新时期土地承包后，他悲喜交集。他觉得地主梦可以实现了，可是儿子却要摧毁他的高门楼，修路开矿。他感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只好把高门楼付之一炬。这个剧揭示了农民心理的复杂性，以及在时代变迁中个体生命的无奈。在戏剧结构上，采用意识流与倒叙交叉互用的方法安排情节，用心理外化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潜意识。这部话剧被誉为是探索剧的成功之作。
1988年，中央戏剧学院的师生们演出了话剧《桑树坪纪事》（朱晓平等编剧，徐晓钟等导演），此剧写一个偏僻的西北小村-桑树坪的故事。贫困的生活和“左”的思潮，使村民们原本朴实的心灵发生了扭曲变形；生存的本能，使他们变得冷酷而狡猾，仅仅为了霸占一口破窑，便不惜将一个外乡人打入死地。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女人的命运则异常悲苦。换亲事件的背后，是两个女性的悲剧；而寡妇再嫁，引来的是全村人的辱骂、毒打。血淋淋的相互撕咬、争斗，使20世纪的桑树坪依然停留在黑暗的封建制度的阴影中。这个戏的导演徐晓钟，以开放的视野，对现代戏剧的表现手法采取吸纳态度，将情与理、舞蹈与歌队、写意与写实、表现与再现巧妙地融为一体，取得了很好的戏剧效果，给探索剧带来了新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