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杨绛的经典事例有哪些

杨绛经典趣事如下:

B. 杨绛的简介

杨绛的简介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杨季康, 江苏无锡人,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享年105岁。

(2)杨绛的幽默扩展阅读

杨绛主要著作译作

散文类:《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回忆我的姑母》等)、《杂写与杂忆》(含《怀念陈衡哲》等 )、《丙午丁未年纪事》、《我们仨》、《我在启明上学》、《走到人生边上》

长篇小说《洗澡》;

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小阳春》、《大笑话》、《玉人》、《我们仨》

译作类:《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

剧本类:《弄真成假》、《称心如意》、《风絮》

论集类:《春泥集》、《关于小说》

C. 杨绛的作品风格

杨绛文学作品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有时明净到有些冷,但由于渗入诙谐幽默,便平添几分灵动之气,因而使静穆严肃的语言自有生机,安静而不古板,活泼而不浮动,静中有动,动还是静。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 (节选自《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杨绛的文字韵致淡雅,独具一格,更难得的是,当她用这润泽之笔描写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拥有不枝不蔓的冷静,比那些声泪俱下的控诉更具张力,发人深省。

D. 杨绛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了一部笔调幽默的长篇小说-----------------

洗澡,没有他的散文读来有趣

E. 就《围城》谈钱钟书的幽默

钱钟书一生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创作上匠心独运,自成一家。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是其一生的代表作,最能体现他机智隽永,才情横溢的艺术风格。它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表现了这群由那个腐败的社会造就的知识分子腐朽、空虚、虚伪的灵魂,描写了他们因为缺乏进步的社会理想而导致的精神上的彷徨、苦闷和困窘。小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造成这类人物悲惨命运的污秽社会环境,从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此部小说一问世,钱种书便以光芒四射、才情横溢的笔墨震惊了读者,震惊了像他一样正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行。作者以幽默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时态,调侃“芸芸众生”。常以平易的笔触,在貌似嬉笔中予以淋漓尽致的嘲讽和描写。下面就《围城》的讽刺幽默艺术试作分析。

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处没什么用,但是像针灸似的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得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事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并以机智的幽默、渊博的学识、辛辣的嘲讽,对当时社会种种丑恶的事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道出了许多人生哲理。钱钟书融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具有机智的风格,妙语连珠,新意迭出,善用比喻和典故。使一种睿智的幽默得以成立,成为独具一格的讽刺作家。

凡是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被它那妙趣横生的语言逗得忍俊不禁。用两个字说,就是“幽默”。钱钟书犹如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运用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常使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风趣幽默。尤其是形象巧妙的譬喻的成功运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有人统计,《围城》中精妙的譬喻多达数百条,这些巧妙的譬喻,夹带着机智俏皮的讽刺,在行文中来得是那样自然妥帖,仿佛不期而至。如:方鸿渐的父亲不赞成他与苏文纨的婚事时说的一句话:“人家不但留学,而且是博士呢。所以我怕鸿渐吃不消她。”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样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比喻幽默,回味悠长。

再如:方鸿渐与鲍小姐在回国途中上岸到西菜馆吃的一顿饭中“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两人吃得倒了胃口,谈话也不投机。把西菜馆的饭菜质量用诙谐的比喻描绘得淋漓尽致。究其原因,来源于钱钟书作为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和渊博的学识。

钱钟书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他以锋刃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副副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象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及,作者常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是饶舌的、俏皮的、促狭的、联想特别活泼、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会中西,联类无穷的超越具体描写对象弛向更广阔思维空间讽刺幽默笔墨,能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有智性之类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纵横恣意的独特文体。

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故事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在嘲讽他的自我解嘲时,又拉来了中西古代哲人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库府报效几万磅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位。“如此调侃,活画出主人公自欺人的阿Q精神。正如作者所说“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子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典戏谑一番:“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从中看出方父的迂腐,是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

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边露出涂红的指甲”时,说她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热的肉公开列陈: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写出了鲍小姐的行为放荡,惹得男学生满腔邪火,伤及中国国体。“

讽刺的对象相当广泛,无所不包,集中、概括、典型的对知识阶层进行强烈的讽刺。

钱钟书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序)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有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

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唐晓芙例外)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索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术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还有,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语教授。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勾勒出了一个厚颜无耻、奸险残毒之徒。……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 。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幽默。

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行车之卒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也要戏谑一番,如对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去重庆途中所乘的车就有这样精彩的一段描写:

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撒依买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它开动之际,先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

像这样拟人化的调侃,读过之余,每有会意,一种舒心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在行文中,《围城》通篇都是嬉笔。因此,它又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

首先《围城》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开掘。如《围城》对少女唐晓芙初恋的心理,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以及对汪处厚太太内心世界的刻化,就十分的传神精微而深刻。如范懿这位“女生指导”僻出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性的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能轻易放过。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掩盖不了胸中的那点猴急的心情。汪处厚夫妇请吃饭,她五点种才过就到汪家。见过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而且处处随口凑趣。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可不是吗?我也很少有谈得来得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然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沾在椅子里”,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绘状心理,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

其次,他还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温文尔雅的面纱,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假性。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骗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买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于是拿了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们以厌恶之感,真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这样的讽刺,不同于疾言厉色的抨击,而是通过客观地揭示真相来达到幽默的效果。可谓于平淡中寓谐趣,至拙而又至妙,不失讽刺意味。

另外,钱钟书还善于把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心绪交织在同一场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战的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客。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人参加。赵辛楣请方鸿渐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忌之情。结果让方鸿渐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战,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 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 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睛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睛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 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对 褚慎明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

《围城》是一部读来回味无穷的书。读《围城》,不但可以感受到沿途邂逅的惊喜,体会到妙趣横生的比喻,更能咀嚼蕴含深意的象征。它时而让你笑,时而让你哭,在妙趣横生、妙语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 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惘然若失的悲剧底蕴。《围城》所表现出来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不仅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同时奠定了钱钟书在中国现代小说作家群中不可忽视的地位。正如钱夫人—杨绛女士所说,钱钟书的“稚气”,使《围城》更富于真实性和戏剧性。钱钟书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都包涵在《围城》之中。

F. 杨绛的经典事例

1,不打扰父亲午休

有一次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

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父亲就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

2,勇敢说穿高底鞋

杨绛在北京出生,还不到100天,就跟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四岁,随父母重返北京,孩提时代的杨绛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

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根,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

满族女子穿上这种鞋,不仅身高陡增好多,而且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答:“要!” 。

3,懂事捡饭粒

杨绛六岁,进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她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包饭。一天,小学生们正在用午餐,适逢一批客人进来参观,主陪的不是别个,正是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她当时担任女高师的“学监”。贵客驾临,饭厅一片肃然,小学生们埋头吃饭,鸦雀无声。

杨绛背对着门,没有看清形势,她吃得吧嗒吧嗒,面前掉了不少饭粒。三姑母见状,疾步走到她的跟前,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杨绛省悟,赶紧把饭粒捡起放进嘴里。旁边的小朋友看了,也照她的样子办。

(6)杨绛的幽默扩展阅读:

1932年春天,杨绛考入清华大学并与钱钟书相识。第一次见面,钱钟书就说:“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答。世纪佳缘由此展开。

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成婚,不久一同出国留学,无论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足迹。

在牛津,杨绛与钱钟书曾在诗歌里追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G. 杨绛与其丈夫钱钟书的一件趣事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相爱:赌书消得泼茶香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
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H. 杨绛的散文是如何实现机智与幽默的

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然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
1998年,钱钟书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但罕为人知的是钱先生和杨女士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女士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女士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它在创作一个客观的艺术世界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将创造主体自己的心灵世界投入作品中去,而这种现象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我们知道,散文是一种文体中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它不需要虚构,不像诗歌讲究灵感,可以破空而来,也不像小说那样可以给人物戴上假面具。散文讲究的是一种与读者对话的平等。
杨绛散文正是其人的一种精神写照,杨绛的散文的这种平等亲切的谈话式的叙述语气,如良朋在座,如清风拂面,如明月当空。晚年的她,散文佳作频出,从《干校六记》到《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此外,她写的一系列怀念故人的短篇,自成一派,备受喜爱。

她娓娓道来,仿佛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与读者促膝交谈,讲述一段似被忘却的往事。“散文是创作主体人格智慧的艺术体现。它是作家积一生的生命感悟,从人格艺术感受力、审美灵感到文化素养的全部实力的一辈子的较量。”(楼肇明《当代散文潮流回顾》)
杨绛经受了大半个世纪不寻常的风风雨雨,她独特的生命流程,都写在其散文平淡素朴的语句中。对读者而言,杨绛的散文是不可多得的生命文体,因为她包含了一位老人历尽人间苍桑后对人生况味的深切体验。读者读之能从中品味到诚挚的情感和理论的激情,犹如平静的水面下面流淌着急湍的旋流,荡涤着你的心灵,令你感慨万端,心潮难平。

“倘想创造有质量的散文,前提的前提还在于作家必须是个有质量的人”(周政保《杨绛及其“怀人忆旧之作”》)。杨绛在散文中体现的机智与幽默,不仅是表达的策略和技巧,更是其内在性情的自然流露。

I. 杨绛与邻居的趣事

钱钟书和林徽因住过邻居,他的猫经常和林的猫打架,他就准备了一根长竹竿,不管天气多冷,只要听到他的猫在打架,他就拿起竹竿去帮他的猫打架。。。

1966年,杨绛、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她会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