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七下的第二课《溪水》的作者简介

苏雪林
苏雪林（1899-1999）女，作家、文学家。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9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祖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

⑵ 做游戏剧本文笔的不足，该怎么用剧情或者对话来弥补

可以在设计一些听心动魄的剧情，比较反转或者是可以是发生一些意外，让读者有想象力的空间，完全想不到下一步剧情是怎么走。然后引出一系列的话题也可以在结局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让读者思考

⑶ 武文爱这个名字能打多少分

尊姓大名：武文爱，各字笔画8、4、13。

武 天格:09(水)
文 人格:12(木)
爱 地格:17(金)
总格:25(土) 外格:14(火)

【武】8画，字意：吉凶分明，吉则成功隆昌，凶则病弱短寿，刑偶伤子，多灾难。（水）
【文】4画，字意：英俊多才，清雅荣贵，中年吉祥隆昌，忌车怕水。（水）

【爱】13画，字意：多才伶俐，出外吉祥，中年劳，晚年吉祥，清雅之字。（土）

姓名综合得分：72分★天格9数理含义：(破舟进海 )：吉尽凶相，穷乏之数。（凶）
含义：利去劫空，陷落穷迫、逆运、短命， 悲痛或者幼小离亲而困苦，或者病弱，不遇，遭难废疾，贫困，灾难， 孤独甚至刑罚。有不测遇凶祸，人格有此数者则为大凶， 即或一身得免灾害。也难免配偶丧失。有缺子这叹。 实为人生最大恶运但在例外的怪杰，富豪能出此数者。

★人格12数理含义：(掘井无泉)：意志脆弱，家庭寂寞数。（凶）
含义：有无理伸张之象，不顾脆弱之力， 企图做无能力做的事，多失败。遇事易生足之心。家庭无缘，孤独、遇难、 逆境、病弱、不如意、困难等， 又可因其他运配合而导致意外的失败，甚至有不能完寿的悲运。

★地格17数理含义：(坚操)：突破万难的刚柔兼备数。（吉）
含义：权威刚强，有已无人，以至与人不和， 如善于避开此短处，则为大吉。意志坚定， 具突破万难的气节是其最大的优点。如过于无理任性，恐反成失败，如果立志勇往向前， 必成功而建大业。若陷过刚而变固执，必招厄患，切要警戒。 妇女有此数者易流于男性如果能涵养女德，存心温和， 福禄自然随之。但先天条件弱的妇女，反要用此数为妥。

★总格25数理含义：(英俊)：资性英敏的刚毅数。（吉）
含义：资性英敏，有奇特的才智， 唯性情不平衡而偏重于一方，言语多少有点棱角柔中带硬，或者有怪脾气，是故涵养不足者，多成怪人，与外人打交道缺谦虚。以英俊之才，自有克成大业。倘任意气用事傲慢无礼，恐弄吉成凶。

★外格14数理含义：(破兆)：沦落天崖的失意烦闷的数。（凶）
含义：多破兆，家属缘溥。丧亲、丧子、 兄弟姐妹分离孤独，不如意，烦闷，危难，遭厄，浮沉不定，为了慷慨。 施惠招怨，劳而无功。凄惨孤独，其他好运者不多，有伤夭寿。

三才配置[水木金]，对人命的诱导和影响：
虽可获得发展，成功运佳，但家境不稳，易生变动，有眼前的迫害，心身过劳。（凶）
总论：创业途中难免遭受一些挫折和考验，且容易受到亲友的拖累，而影响事业的发展。
事业：早年事业多波折，有耐心及信心，中年后自可稳定发展，安祥吉庆之运。
家庭：父母疼爱，为家庭多操劳，妻子个性顽强，带来不少困扰。
婚姻：男娶好胜持家之妻，婚后为家庭劳累；女嫁温厚才干之夫。
子女：男孩较多，个性顽固，与父母意见不和，慎防流于问题少年。
财运：有财运但不稳定，有时好时坏之灵意，慎防亲友牵累而陷入困境。
健康：易患肝炎、肾病、外伤或杀伤流血、脚疾。

【基础运】(人格-地格)木 金 境遇易变常受迫害，又逢部下之威胁，如坐针席上。 凶
【成功运】(天格-人格)水 木 获得前辈支援，如草木受雨露之惠，欣欣向荣。 吉
【社交运】(人格-外格)木 火 个性好胜，内心多苦。外表乐观为人多劳，助他人之光景，终为劳而无功，若他格有助者得大成功。 半吉

附加信息：
※人格数暗示的性格：性情隐忍不动，意志坚定，善耐困难，表面温和，内含怒气，也有固执倾向变怪者。较好异性，猜疑心重，嫉妒心特别强，故易损害健康，切切警戒。

⑷ 苏雪林的生平

苏雪林（1899～ ）现代女作家、文学研究家。曾用名瑞奴、瑞庐、小妹，又名苏梅，字雪林，以字行。笔名绿漪、灵芬、老梅等。原籍安徽太平，生于浙江瑞安。1917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翌年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次年赴法国留学，先后在吴稚晖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和里昂国立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和文学。1925年回国。1928年起任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9年到香港真理学会工作。翌年赴巴黎研究神话。1952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大学、台南成功大学教授，1973年退休。其间于1964年赴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大学。她的著作颇丰，其中有小说散文集《绿天》，历史小说集《蝉蜕集》，自传体长篇小说《棘心》，散文集《屠龙集》，散文评论集《蠹鱼生活》、《青鸟集》，历史传记《南明忠烈传》，回忆录《文坛话旧》、《我的生活》、《我与鲁迅》，戏剧集《鸠罗那的眼睛》，专著《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论著《唐诗概论》，论文集《蠹鱼集》，以及《苏绿漪佳作选》、《苏雪林选集》等，另有一些译作。苏雪林的创作常写个人生活经历，笔致秀丽畅达，不乏女性作家温婉、幽丽的气质。苏雪林（1899--1999）女，作家、文学家。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9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祖籍安徽太平县岭下村。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她幼时富有男性特点，好动、爱玩，凡男孩所爱的一些玩艺儿，抡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她都爱玩，整日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们厮打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而同样年龄女孩子所喜欢的--擦脂抹粉、穿针引线之类的事情，却毫无兴趣，偶尔做一两件这样的事也是笨手笨脚，不像样。人们都说：苏雪林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孩，被称之为“野丫头”。 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七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只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枣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跟读辍学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整日埋头于书海，自得其乐。从此，一颗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托。后来，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都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带回一些新旧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苏雪林便借机有挑选地阅读起来。《史记》、《汉书》，她读过一些选本；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以及历代名家的专集也都涉猎个大概，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也都读得着迷。这一段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苦读史，为她后来的创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父亲为工作方便而迁居安庆。一位叔叔曾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对他父亲进行劝说，苏雪林才得以进入当地一个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其间。模仿写作古典诗词，仅半年，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停止学业。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苏雪林得知消息后，“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苏雪林回忆说：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我的生活》，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在校期间能诗善画，引人注目。1919年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在这段极短的教书生涯中与庐隐女士相识。苏雪林不甘于做一辈子小学教师，以了此一生。于是，再一次向家长提出继续升学的要求，祖母以婚嫁为由进行阻挠，后因苏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还满足了她的升学愿望。这一年，她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系主任陈钟凡先生的帮助下，很快从旁听生转为正科生。 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股蓬勃、新鲜的空气，弥漫北京；加之苏雪林受教于胡适之、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她在《已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中所说：“……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同时，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及《晨报》“副镌”等处发表政论性文章，参加社会问题的论争。 1921年秋，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苏雪林，抱着去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梦想，前往法国留学，为了顺利成行，她瞒着家庭，直到临行当天的晚上，才告知母亲。她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赴法三年，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加之不断收到家中来信，父亲病故，母亲生病，婚姻问题也困扰、煎熬着她，只好辍学，于1925年提前回国。苏雪林在法期间患了一次很严重的病，躺在医院里，医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细心照顾，使她的病逐渐好转并恢复健康，苏雪林深受感动。在一位外国好友的劝说下，皈依了天主教。 回国后，遵照母命，与从未谋面的五金商人的儿子张宝龄完婚。张宝龄原籍江西南昌，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理工课程。婚后不久，母亲病故，她便随丈夫去苏州安家。其夫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则应苏州基督会所创办的景海女师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陈钟凡先生介绍在东吴大学兼授古典诗词课。 苏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问题上受传统思想约束，不能自主。在法国期间，她曾和未婚夫通过几次信，已发觉性情不合，便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在回信中对她大加申斥，母亲在病榻上也托人写信劝说，甚至哀求女儿，为了父母双亲，她只好“认”了这门亲。在法国读书期间，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胆向她求婚，苏雪林也为之动情，甚至倾倒，但为了父母亲的面子，只好拒绝一切爱与不爱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1927年苏雪林随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经人介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和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苏雪林婚后不过几年，两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剧结束。 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校长杨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学教授文化史课；同年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平静的独居生活，使她赏心悦目，心广体胖，事业有成。她勤奋刻苦，一方面以爱心、耐心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一方面又在教书之余，努力著书立说，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与凌淑华、袁昌英一起被戏称为“珞珈三剑客”。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此时，她虽潜心写作，但难以控制自己对民族遭难——“国将亡”的忧虑和担心，她同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一样，愿将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御侵略者的炮火。抗战一开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出来，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还不断地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激发同胞们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在抗战后方，人民生活极其艰苦，苏雪林和其它教授们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饭，维持温饱；穿的是旧衣、棉布；住的是潮湿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与之做伴；行的是十几里乃至几十里也“安步以当之”。艰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边两亩左右的空闲土地种菜、栽瓜，自己买了锄头、镰刀、扁担，肩挑、手搬，挖地、松土，播种、施肥、锄草，终于开出了一片菜园。她种芥菜种类繁多，长势良好，此外，还种了莴苣、苋菜、萝卜、蕃茄和葱、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个人的生活环境却是一派田园风光，苏雪林也怡然自得。她在《灌园生活的回忆》（收入《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中写道：我本是一个用脑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个一向安坐书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变，觉得别有一番从未尝过的新鲜滋味，于是兴趣大为浓厚。 田园生活对她来说，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过后却又十分悔恨：我那时脑力在一生中为最强，若专心研究学问，也许可以获得几种专门知识；若全力来写作，两年内也许可以写出二三十万字的文章，但因为我的愚妄无知，太受兴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阴精力都白费了。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苏雪林也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当消息传到嘉定时，她与袁昌英、凌叔华等人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湾，离开了她为之奋斗半生的土地。离开大陆后，苏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学会任编辑。1950年第二次赴法国，为的是去海外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探讨屈赋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巴黎，她依靠从国内带去的工薪节余，省吃俭用，但为时不久，便因经济拮据，身体欠佳，又由于与之朝夕相处的姐姐病重，只好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湾，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1974年退休。 苏雪林赴台后，长期患眼疾，视力极差，严重时濒于失明，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1968年是她在大学执教的四十周年，台湾“教育部”向她颁发了奖金。1978年，是苏雪林执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诞辰，在台的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师范大学、成功大学校友代表前来为她祝贺，并出版《庆祝苏雪林教授写作五十周年暨八秩华诞纪念专集》。全书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录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对她生平的记述和浩瀚著作的评价。既有热诚的祝贺，也有久别重逢的真情。 苏雪林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其执笔时间之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她的作品有小说、散文、剧本、诗词、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及多种学术著作。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天文、地理、科学、历史、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山川河流、月夜星空，全部囊括其中。苏雪林从少年练习写作诗词起，直至古稀之年，辛勤笔耕不辍。 苏雪林十一二岁时，便模仿林琴南的笔调用文言写了一厚本日记。其内容都是一些家庭琐细和少女观察社会的感想，其中蕴藏着无数的快乐、透露出天真烂漫的童心，充溢着荒唐、奇妙的幻想，正如苏雪林自己所说“可算是开笔，也可算是我踏上写作生涯的第一步”。十九岁她写了一篇三四百字的五言古诗，继又将其写成短篇小说，名曰：《始恶行》。小说用文言写出，当她念给家里人听时，婶婶、姐姐等女人竟为之流下了无数的眼泪。这篇小说1919年刊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年刊后得到同班好友冯沅君的赞赏，并寄给在美国读书的哥哥冯友兰，亦受到好评。 二十年代初期，苏雪林还不时地发表用白话文写的《人口问题研究》、《再论人口问题研究》、《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沉沦中的妇女》、《生育制限运动声中的感想》、《男盗女娼的世界》、《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时髦男子择妻之条件》、《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家庭》、《民众艺术论》、《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文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五六十篇政论杂文，刊于《民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上。此时她对国家政治、社会诸问题，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以寓言的形式发表对时局、人生的看法，还抽时间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都德等作家的作品。 1925年，苏雪林从法国归来后，创作欲望更加强烈，速度惊人，出版的文艺创作有散文集《绿天》（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和自传体小说《棘心》（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这两部书是苏雪林文艺创作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之作，均以“绿漪”署名。书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绿天》收录散文《绿天》、《鸽儿的通信》、《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我们的秋天》、《收获》、《小猫》六篇，该书出版后，于1929年、1930年、1937年、1955年、1959年十多次再版。书中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婚后生活，热烈而甜蜜，表现手法细腻，犹如一幅柔美的工笔画。尤其是其中的一篇《鸽儿的通信》，作家以书简的形式，描写并抒发了主人公对旅居海外丈夫的怀念之情，富有诗意。在描写手法上，既不同于冰心写意的柔婉，也有别于丁玲火山爆发式的浓烈。 《棘心》共十五章，主要是以作家赴法后的生活为素材，展现了女主人公的全部生活经历以及思想性格，因此说《棘心》是一本自传小说，也是作家为她的母亲而创作的。苏雪林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书中的主人公林醒秋是一位“五四”时代的女性，她内心充满了痛苦、矛盾、失望和悲愤。她相信科学，却又皈依宗教；她追求爱情的甜蜜，却又遵从父母之命。作家围绕着这位平凡女性的内心搏斗展开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画面。其中有顽固家庭的崩溃，有农村民不聊生的惨剧，有少年的爱国悲愤，也有青年男女在追求中的彷徨和苦闷。整个故事贯穿着一条爱的主线，有对母亲的爱，对异性的爱，对自然的爱。作家在《自序》中写道： 该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在中国政局蜕变时代，饱受“五四”思潮，以后毕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知识青年，借她故事的进展，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各方面的动荡变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苦闷、企求、愿望的状况；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立身处世行藏的标准，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是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方式。作品出版后，“绿漪”的名字及其作品引起文艺评论界的关注，贺王波、方英、钱杏郊、草野、王哲甫等人纷纷撰文，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手法上加以肯定，并指出其不足。虽然评论者的意见不尽相同，但对于小说技巧的批评意见却是一致的。文字偏于说理，议论式的叙述常有所见，布局和结构也有些松散。 苏雪林在文学方面的创作还有三幕话剧《鸠那罗的眼晴》（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5卷5期），内容取材于印度文学故事，作家通过深受礼教束缚的青年王子--鸠那罗和其父王、王后的种种纠葛，表明爱情力量的伟大。苏雪林在此之前从未写过戏剧，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个剧本呢？她在《我怎样写鸠那罗的眼睛》（1936年5月6日《大公报》）一文中说：去年冬天，这个故事又隐隐在我心灵深处呼唤，我想还是把它表现出来吧。不过这个故事用短篇小说体来写，恐怕不能写得如何痛快，打了几回腹稿，总觉不相宜，最后才决定采用戏剧体。我对于戏剧虽然没什么研究，为了这好题目，不妨冒一次灵魂的险。 《青鸟集》（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和《屠龙集》（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写于抗战的初期和中期。《青鸟集》收集的多是文艺批评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剧评、文评、诗评和画评，以及苏雪林对其它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梅脱灵克青鸟的眼睛》，故该书取名为《青鸟集》。《屠龙集》写于抗战后方--四川乐山，多是作家在艰苦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家对战时生活的动荡不安、物质的极度匮乏、物价的扶摇直上，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精神的苦闷和煎熬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但幽默和风趣洋溢在字里行间。作家说：“若不想出个法子骗骗自己，混过这些讨厌的岁月，不死也得发疯。”书名取为《屠龙集》，是作家“预先替那猖狂的毒龙画出了悲惨的结局，……希望明年就是我们伟大的‘屠龙年‘”（《屠龙集·自序》）。 《蝉蜕集》（1945年，重庆商务印书馆）由几个短篇历史小说合集而成，其中多数故事取材于作家的《南明忠烈传》，成书于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作家以历史故事，借古寓今，对抗战中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无情鞭挞，态度鲜明，笔锋锐利。她在《蝉蜕集·自序》中说：历史小说也和历史一般，其任务不在将过去史实加以复现，而在从过去事迹反映现在及将来。……抗战时期内种种可恶可悲的现象与过去时代相类似者却也未免太多了。本书在此等处极力加以揭发，也无非想教读者触目惊心，消极的戒惧，起而为积极的矫正与补救。 苏雪林在自己写作的同时还不断关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情况，写了《论李金发的诗》、《论闻一多的诗》、《论朱湘的诗》、《沈从文论》、《郁达夫论》、《王鲁彦与许钦文》、《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关于庐隐的回忆》、《记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华》、《胡适的诗》、《我论鲁迅》、《我所认识的女诗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结集为《文坛话旧》（1969年，传记文学出版）。从中不难看出，活跃在“五四”前后文坛上的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苏雪林都一一进行论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褒或贬，不免失之偏颇，一些过火的言辞也时而流露于笔端。苏雪林晚年写了大量的个人生活及写作回忆录，计有《我的生活》（1967年，文星书店）、《己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及《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她的回忆笔法极其细致入微，儿时影事，写得真真切切、栩栩如生，令人看后，觉得苏雪林确是一位记忆超常的人。 “教学相长”是苏雪林几十年教书生涯体会最深的一句话，她的许多学术性文章都是课堂教学的成果。她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还将一些讲稿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版，如《辽金元文学》（1933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1964年再版）、《唐诗概论》（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学史》（1980年，台中光启出版社）。在授课之余，从事学术研究，是苏雪林的极大乐趣，正如她在《谈写作的乐趣》一文中说：“这一类心灵探险时沿途所拾摄的奇珍异宝，令人精神鼓舞，勇气倍增，觉得为这个研究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这种写作的乐趣，真是南面王不易也！” 苏雪林的学术研究，大量的时间花在考据上，多年来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据中，得到了比写作还大的满足。她说：“这是一种发现的满足”。苏雪林的第一本学术考据著作为《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年，北新书局），后改名为《玉溪诗谜》。她考据李义山恋爱事迹的初衷和过程是“我对李义山的诗，素来没有大研究过。偶然读到《圣女词拟意》等篇，疑惑义山有和女道士宫嫔恋爱的事迹，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诗集的兴味。陆续考证，不意竞积成了一本四万余字的小册子。”接着，她于1938年出版《蠹鱼集》（长沙商务印书馆）和《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1967年，文星书店）。屈赋研究是苏雪林半生的事业，从1943年应朋友卫聚贤之约为《纪念吴稚晖先生八十诞辰学术论文集》写稿《天问整理的初步》开始，到1973年出版《屈赋新探》（台北广东出版社），历时三十余年，写作六七十篇文章，成为苏雪林“屈赋研究”系列。她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借鉴前人研究方法，从东汉的楚辞研 究家王逸到现代的陆侃如、游国恩、闻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论著，她都作为一家之言，细细地读。苏雪林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计划宏大精深，她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步从研究《天问》中的神话及与旧约创世纪的关系开始；接着研究《九歌》中十神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世界有关文化与屈原作品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苏雪林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1962年7月《作品》4卷1期）一文中谈到她研究屈赋的特点时说：第一，我发现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是世界的一支。第二，我研究屈赋竟得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方法。用这个方法不但能把中国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种秩然有序的系统，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第三，我主张经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决屈赋问题，竟可藉以贯穿我国古书的脉络。第四，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揉合一处，始可窥见中国文化的全貌。从中，不难看出苏雪林的屈赋研究方法有其独特之处，正如糜文开在《屈原研究的新发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国周刊》90号）一文中所说：“苏女士的屈赋研究，竟从发现一些矿苗，挖出‘先秦时代外来文化考’的大矿藏来，而这大矿藏竟又连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说’的更庞大的世界矿藏的。这不可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大发掘。” 苏雪林是一位不辞劳苦、努力探掘的“采矿人”。其它创作及专著尚有短篇小说《天马集》、《雪林自选集》、《秀峰夜话》、散文集《三大圣地的巡礼》、《欧游揽胜》、《眼泪的海》、《人生三部曲》、《闲话战争》、《风雨鸡鸣》，专著《论中国旧小说》、《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与作品》，旧诗词《灯前诗草》及杂文《犹大之吻》等近五十种。 苏雪林性格中常常显露出“善争辩”的特点，她曾几次主动在现代文坛上展开论争。从三十年代开始，她撰文参与关于李金发象征派诗的争论，与覃子豪先生展开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接着又在《鸠那罗的眼睛》出版后，与向培良先生关于戏剧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问题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这些讨论和论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问题上，限制在文艺本身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学术之争，并且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而苏雪林对鲁迅的论争与上述情况则迥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似笔墨形式，但内容的实质却完全脱离学术，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对立状态，而且是单向的，有来无往。因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苏雪林对鲁迅的敌对态度，却是在鲁迅病逝后的一个月内开始的。苏雪林反对鲁迅的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她对鲁迅的看法从赞颂到反对也是众人皆知、举世瞩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绍》中对鲁迅及其《阿Q正传》的评价是：“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文周报》11卷1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评价说：“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该文中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苏雪林写作的《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收入《文坛话旧》）一文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鲁迅的钦佩之情：《阿Q正传》可真把我们闹疯狂了，大家抱着读这一篇，读后又互相批评。当时我们欢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与风趣，……我读了周作人的评价，对《阿Q正传》始获得深一层的看法，更觉得这篇小说的价值之高。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苏雪林对鲁迅突然由钦敬走向反对，乃至敌对的态度呢？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什么时候对他观感幡然转变呢？那就是女师大风潮以后。由于苏雪林与鲁迅对女师大校长杨荫瑜女士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所作所为看法截然相悖，继而牵涉到对支持杨荫瑜的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态度也产生分歧。随着时局的变化，苏雪林与鲁迅在政治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其言辞也愈来愈激烈，真可谓“嬉笑怒骂，兵戈相见”。苏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第二天她写了《理水和出关》，对鲁迅进行冷嘲热讽。又过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发表于1937年《奔涛》创刊号）。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发表于成都《军中文艺》（署名“野隼”）、《武汉日报·鹦鹉洲》、《文艺》民族专号、《奔涛》等刊物上，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较之前两篇有逐步升级之势。

说的没错啊

⑸ 一个男人追一个女人光说下流话，什么意思

想泡人家，但是只是玩玩的，且以为女生也是和他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