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剧本主旨
⑴ 话剧郭沫若的《屈原》主要讲述了什么以及观后感！
1、《屈原》创作的时代背景。
《屈原》创作于1942年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集中主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蒋介石则加紧反共，大搞分裂，与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时，在国统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整个国统区成了令人窒息的铁罐头。
面对黑暗如漆的现实，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郭沫若便以历史剧为投枪，借古喻今，创作了历史剧《屈原》，有意识地“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并说：“我是有意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的时代。”
2、《屈原》的矛盾冲突和主题。
《屈原》的矛盾冲突，集中表现为以屈原为代表的联齐抗秦为爱国政治路线与以南后靳尚为代表的降秦卖国的反动路线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这是全剧的思想冲突和冲突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迫害和反迫害的斗争，构成了贯穿全剧的动作线。
主题剧作展开这场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拼死决战，突现了古代爱国诗人、政治家屈原的高贵品质，使全剧充满了崇高的悲剧精神与磅礴的正气。它愤怒地揭露和鞭苔了卖国求荣、昏庸无道、陷害忠良的魑魅魍魉，喊出了“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的时代最强音。
3、屈原形象的性格特点及其意义。
屈原是战国时代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忘我的斗争精神是他的性格特点。他热爱祖国和人民，衷心地希望楚国能强盛起来，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
意义屈原的形象，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形象。他是人民的理想，是光明和正义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他的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融注着我们民族伟大而悠久的历史精神，显示了民族的无穷力量，也展示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和战斗的革命风格。
观后感
历史剧固然是文学创作，不是史实的复写，“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鲁迅）。然而，由于作者的创作动机、文学见解、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剧，仍有所不同。有的历史本身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以历史真实做基础却更多个人的创造。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历史剧和这时期其他创作者的历史剧，大多属于后一种。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正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正是持着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作题材，创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剧作。剧中的历史人物，往往已经不完全同他们的“原型”一样了。
剧中的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的典型。他心中时时系念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前途，力主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因为他早看透了秦国的野心，认为唯有联合抗秦才能保国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没有料到南后之流竟然采取那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陷害他，横加以“乱宫廷”之类的罪名。屈原把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祸福，看得远远重于自身的利害得失。他冲破一切思想束缚去进行英勇的斗争。昏庸专横的楚怀王不听屈原的一再忠告，破坏了反侵略统一战线，转而依附秦国。面对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国，失去自由的诗人的满腔忧愤，以《雷电颂》的形式无比猛烈地迸发出来。《雷电颂》，是屈原斗争精神最突出的体现。而爱国爱民的深切感情，是诗人斗争精神的源泉。
《屈原》剧中，还刻画了两个性格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后。确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婵娟的存在似乎可以认为是屈原辞赋的象征，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她由衷地敬爱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当风云变幻、浊浪排天的时候，她那平日蕴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优秀品德，真正突现出来。从她对变节投敌的宋玉的有力斥责，从她面对南后淫威所表现的坚定从容，特别是从她生命垂危时那番动人肺腑的倾诉，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竟与橘树同风”的高尚灵魂，一个广大人民道义精神的化身。这个形象对塑造屈原这个典型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与婵娟相反，南后仅仅为了个人固宠求荣，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势力，与秦国暗相勾结，陷害屈原这样的忠良，祸国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卑鄙无耻。当她的阴谋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彻底暴露了她冷酷残忍的本性。南后这个形象的刻画，对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了反衬的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品德，益加鲜明突出。
剧中的宋玉，是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来塑造的。他虚伪自私、全无操持、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屈原，并同婵娟形成鲜明对比。宋玉这个形象，对当时依附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文人，无疑是有力的鞭挞。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剧本的深刻主题得到充分表现。观众和读者从这出历史剧中会自然联想到现实生活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军所遭的残杀，……从而加深了他们对祖国前途的忧虑，燃起他们心中的怒火，鼓舞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屈原》一剧中，穿插了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民歌。它们是剧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剧情发展，人物刻画，主题表达，都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剧本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譬如，全剧以屈原朗诵《橘颂》开始，结合屈原对于《橘颂》内容的阐发，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负。因此，屈原时时以橘树的“内容洁白”“植根深固”“秉性坚贞”自励并劝勉青年，要他们“志趣坚定”，“心胸开阔”，气度“从容”“至诚”，特别是要“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这与第二幕南后等策划阴谋时所表现的自私偏狭、卑鄙阴险形成了强烈对比，为随之而来的剧烈冲突做好了准备。婵娟死后，《橘颂》再次出现，首尾呼应。它像是始终回响在一部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反复出现，以强调剧本的主题──“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再譬如《雷电颂》，则被安排在全剧高潮的波峰浪巅，由主人公屈原独白。这不仅是刻画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笔，而且使剧本主题异常鲜明地突现出来。其他如屈原吟咏的《九章》《惜诵》译句，有助于表现诗人蒙受奇耻大辱之初的心情。正因为有这些精彩丰富的诗歌，自然而和谐地穿插在剧本中，才使剧本充溢着浓郁的诗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关于《屈原》的创作意图，郭沫若曾经讲过，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演出的实践表明，作者的这个目的达到了。1942年春天，《屈原》开始在重庆上演，其反响之强烈，是以往历史剧演出时所未曾出现过的，尽管《屈原》后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演，但是《雷电颂》的声音仍然回响在整个山城，常常可以听到群众发出“爆炸了吧……”的怒吼声；“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
《屈原》不但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剧最辉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已形成独特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同作者早期的历史剧相比，它们不仅仍保持着鲜明的个性、浓厚的诗意、炽烈的热情等一贯的特色，而且具有了更厚实的现实基础，更充足的信心和更坚定的理想，可以鲜明地显示出郭沫若历史剧革命浪漫主义风格的这种发展和成熟。
⑵ 根据本文,概括 屈原 这部剧本的主要内容
屈原从清晨到晚上一天的被害遭遇
⑶ 《屈原》这部剧本的主要内容
第一集 橘颂
屈原对高洁人格的完美追求。屈原诞生于湖北秭归乐平里寅年寅月寅日的的神奇时辰。屈氏家族是楚王室最古老的宗族。在秭归，屈原接受了完整的贵族教育和儒家思想，以楚国特有的物产橘树为题，吟诗自喻。屈原希望自己像橘树一样：“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自少年时代起，屈原这一独立不迁的人格已在故乡《橘颂》的吟唱中养成，并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坚守如初。
第二集 九歌
屈原对美政理想不懈奋斗的历程。屈原行成人礼后，来到楚国郢都开始他的从政生涯。屈原的核心政治主张是“美政”，在外交上主张联合齐国对抗西方的强秦，在内政上主张改革腐朽的楚国贵族制度，举贤任能，严明法制。他辅佐楚怀王积极践行这一政治理想，但在楚国保守贵族和秦国联手夹击下，楚怀王罢免了屈原的左徒职位，屈原的改革大业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⑷ 《山鬼》（屈原）的主旨是什么
．山鬼何指
《九歌》是一组与楚人祭典有关的诗篇，是屈原流放江南时在楚地信鬼好祀的风俗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一组歌诗。其中《山鬼》一诗，学术界对“山鬼”这一形象的解释以及对《山鬼》通篇主旨的理解没有定论，历来楚辞研究者对《山鬼》的形象与意境的理解说法不一。有以下几种说法：
1．山鬼即是巫山神女瑶姬。
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清人顾成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述其《九歌解》:“曰《山鬼》篇云：楚襄王游云，梦一妇人，名曰瑶姬，通篇辞意似指此事。”
郭沫若先生也持此说他引证《山鬼》“采三秀兮於山间”句，指出：“於山即巫山。凡《楚辞》‘兮’字每具有‘於’字作用，如於山非巫山，则‘於’字为累赘。”[1]既然《山鬼》篇明确提到了“於山(巫山)”，则此“山鬼”不是“巫山神女”又是什么?郭沫若此证一出，“山鬼即巫山神女”说即在楚辞研究界迅速流行起来。当代楚辞研究家如马茂元、陈子展、聂石樵、金开诚、汤炳正等，无不认定《山鬼》中的“山鬼”，就是“巫山神女”。马茂元先生在《楚辞选》中，不仅从《九歌》“兮”字的“代字作用”上论证，“采三秀兮於山间”之“於”不可“照本字解”，否则便“和‘兮’字重复”。“郭沫若说，‘於山’即‘巫山’。因为‘於’古音巫，是同声假借字。这话是不错的。”他还引证《文选》江淹《杂体诗》李善注引《宋王集》之文，以及《山海经•姑瑶之山》有关内容证明：巫山神女即“帝之季女”瑶姬，亦即《山海经》所称死后“化为蘨草”的帝女“女尸”；蘨草之所以得名，由于是瑶姬的精魂所化。在《山海经》里把它叫做,蘨草，《高唐赋》里却又说成灵芝，足见这两者是二而一的东西。本篇里的‘三秀’又是灵芝的别名。那末‘采三秀兮於山间’，正所以表现女神缠绵生死终古不化的心情，决不是一般的叙述了”。[2]这就从“三秀”的来源上，似乎又为山鬼即巫山神女提供了新证。
2．精怪说。
“精怪说”之始作俑者是宋代楚辞学家洪兴祖，他在《楚辞补注•山鬼》题解中说:“《庄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魈阳’，楚人所祭，岂此类乎?”夔之为物，习见于典籍，传为一足怪物。魈阳，《淮南子•汜论训》高诱注云:“山精也。人形，长大，面黑色，身有毛，足反踵，见人则笑。”在后世传说中，二者乃为一物。洪兴祖认为，楚人所祭者乃山之精怪。朱熹《楚辞集注•山鬼》篇说:“《国语》曰:‘木石之怪夔罔两。’岂谓此耶?”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二以为是孔子说的木客，也就是五显神，为物类，胎化，非鬼，因疑有疑无，谓之鬼。综上所看，山鬼应为江南一种野兽名，生活在山中，故名。屈子托山鬼以抒情。洪兴祖、王夫之等人“山鬼为山魈”之说，有大量民间传说皆可为此说之支撑。但后世所谓的“山鬼”与《九歌》之“山鬼”是否一物?还有待做认真考证。
3．认为“山鬼”即山神。
明人汪瑷认为：“谓之《山鬼》者何也?……盖鬼神通称也，此题曰《山鬼》，犹曰山神、山灵云耳。”[3]近人陆侃如说：“《山鬼》是楚人祭祀山神的乐歌。[4]”持这一看法，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是马茂元的《楚辞选》:“山鬼即山中之神，称之为鬼，因为不是正神。”这种看法保留在他主编的成《楚辞集成•楚辞注释•山鬼》中，并作了强调:“山鬼即山神。古籍中，鬼神二字往往连用。”这种说法也是现代研究界最为流行的说法。
4．“山鬼”即“人鬼”
明代的张京元《删注楚辞》认为：“又注《山鬼》曰:灵修、公子、君、山中人，皆指所祀鬼言。”清人朱冀认为：“夫鬼属常祀之末，即今郡属厉坛，春秋设祭，祀土谷正神之余，遍及无主群厉，可见此风相沿至今。”[5]戴震云:“《山鬼》六章，通篇皆为山鬼与己相亲之辞，亦可以山鬼自喻，盖自吊其与山鬼为伍，又自悲其同于山鬼也。”[6]其他如胡文英《屈骚指掌》、王闿运《楚辞释》，均谓《山鬼》所祀就是山鬼。
以上的几种说法中，最为流行的是山鬼即为山神说，对于郭沫若等人的考证即特指山神为巫山神女，也是在楚辞研究界接受范围较广的一种学术观点。本文倾向于山鬼即为山神的说法。对于山神是巫山女神的说法还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因为关于“兮”字的使用，并不是在其后面就不可以再跟虚词，仅《山鬼》篇中就有“云容容兮而在下”一句。“於”虽然有古音“巫”的读法，但在《九章》中，这是个孤证，无法证明“於”即“巫”。如果从《九章》中的祭祀对象来看，河伯、湘君、湘夫人都是具体的祭祀对象，只有山神没有明确的指代的话，《九章》中所祭祀的神则无法形成统一的体例，山神就成为《九章》中唯一一个没有明确身份的神。所以《山鬼》应该是根据楚国当地的民间传说有对应的山神的身份的，只是至今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共识，无法确认就是是那种山神。
我赞成山鬼是山神的观点，但是对于山神的性别却有着不同的看法。现在的文学史把山神看作是女性形象，认为《山鬼》篇是一支祀神曲.是一首讴歌爱情美的赞歌.更是一篇幽怨曲折、感人肺腑的言志、抒情之作。山鬼是对情人一往情深、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女神，实际上就是作者本人；女神苦恋着的“公子”即是诗人所寄子希望的对象——楚王。诗作就是通过女神对爱情的执着、坚贞来显示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挚爱；女神所处环境的艰险恶劣以及情人失信、食言所带来的心理创伤恰恰反映出诗人当时所处政治环境的险恶以及自己的悲惨命运。传情达意上细腻委婉、深沉感人。这种解读就会赋予《九章》过于沉重的现实意义，作为流传于民间的祭祀曲来说，它只是代表了民间对于神的幻想与崇敬，祭祀只是为了达到娱神的目的，通过祈神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屈原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对《九歌》进行了修改，很难说《山鬼》寄托了屈原的君臣际合的精神追求。
二．《九歌》的祭祀性质
《九歌》具有浓厚的宗教祭祀性质。王逸《楚辞章句》说：“《九歌》者，屈原所为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楚国沅、湘之间“信鬼而好祠”，与同期的中原相比，其祭祀方式具有更强的原始色彩。所以，尽管楚辞《九歌》经过屈原加工，但其民间祭祀痕迹尚可看出。其中巫师装扮的各位富有个性的神灵，都同中原一带官方的祭祀乐舞有明显差异。历代史书大都对楚地巫风有过记载。《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而在“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原地带，对于鬼神则是“敬而远之”。这些记载体现了楚国同中原一带在对待鬼神态度上的差异。中原文明成熟较早，宗教祭祀与王权的政治理想结合较紧，尤其是经过西周礼乐洗礼之后，其原始色彩更加淡化。《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路向孔子询问鬼神之事，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种态度说明了儒家的治世态度，这种态度也典型地代表了北方中原一带的宗教观。楚地祭祀形式则因其浓厚的巫风而保留了更多原始遗风。《隋书•地理志》云：“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所以，《九歌》是在楚地巫风大背景下的产物。
闻一多曾将《九歌》“悬解”为一出大型歌舞剧，对我们研究《九歌》的戏剧因素颇有启发。《九歌》中虽然具有娱乐与扮演因素，而且某些篇章可构成一定情节，但并非所祭祀的每位神灵之间都有必然联系，整个《九歌》并未能构成完整的情节。巫师们时而扮神、时而媚神，其目的还是为了迎请神灵莅临祭坛、获得神灵的福佑，而非为了单纯的表演，故还不能将《九歌》看作一部完整的歌舞剧。另外，《九歌》虽然是在祭祀歌乐基础上加工改编的，但屈原的文学化创作也不能排斥。现存的《九歌》主要以文学作品形式出现，是骚体诗歌。研究《九歌》的戏剧因素，不能停留于《九歌》本身，应当透过《九歌》，看此类形式在民间祭祀过程中的娱乐和扮演行为。
三．从祭祀角度看《山鬼》——山鬼之我见
对于《山鬼》而言，我认为在祭祀仪式中应该是由一名女巫来担任迎神的角色，一名男巫来担任山神的角色。山神是一名男性角色，而不是研究界普遍认为的女性角色。在山神的祭祀活动中，应该由两名“巫”共同舞蹈，进行对山神的祭祀。《山鬼》是楚人在对山神进行祭祀时候的唱词，在《山鬼》辞中，有男女即神与人的交流和沟通。并不是单方面的人对山神的渴望、等待、幽怨等，而是山神的声音与人的声音产生了共鸣。所以《山鬼》并不是全篇女性山神的对白，而是双重的声音——男性山神与女人的交流。
在对这个问题解释的时候，就必须先解决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闻一多先生对《九歌》所做的解释，认为《东皇太一》与《礼魂》为祭祀时的迎神与送神曲，剩下的九篇才能与《九歌》中的数字“九”达成一致，这种解释方法为我们解答了对《九歌》篇章的疑惑。除了在内容上的迎神与送神相对应之外，我发现，《九章》在形式上也存在迎神与送神相对应，《东皇太一》为迎神15句，《礼魂》为送神共5句，都是单数句。而其他的九章除了《山鬼》之外，都是偶数句。古代祭祀的仪式严格，每次祭祀遵循固定的礼仪和模式。在形式上是否也存在着固定的格式的可能——迎神送神为单句，中间的九章为偶句。当然这也只是臆测，没有做考证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山鬼》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漏简的情况，即全文少了一句。它的真实面貌应该也为偶数句，以达到《九章》在形式上的完整与统一。“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累累兮葛曼曼。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此七句无法达到形式的与内容上的对应与统一。从前四句中看，两句写山中人与景物，两句写人情，每两句形成呼应的关系。可以翻译为：我在山间采三秀，石头堆积葛藤缠绕。我怨公子都忘了回了，你应该是想我的却没有空吧。但是从后三句看，两句也是写山中人与景物，“山中人像杜若那样美好，喝着山中泉水住在幽静的松柏下”。最后一句：你是想我的，但疑信交并。就没有类似前四句的情感过渡了。直接由景物转到了山中人对心上人的心理猜测，其中少了山中人对心上人的情感表达。所以我认为，在君思我兮然疑作的前面，应有一句表达山中人情感的诗句。
但是就这句所缺的诗句来说却也绝对不是“怨公子”或者“怨灵修”之类的语句，它应该是以男性的口吻来表达的情感。这种理解根基于《山鬼》的祭祀性质，这是一篇祭祀词，是由山中人和山神共同来完成的，形成一种场景式的表演效果。为了便于表达此观点，我将按照表演的情景划分全文。
女（自况）：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男（自况） 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男（迟到）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
女（等待）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
景 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
女 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女 （况他）采三秀兮於山间，石磊磊兮葛曼曼。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男 （况她）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廕松柏。
（缺） 君思我兮然疑作。
景 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
女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山鬼》是一篇男女相互应答的祭祀词，首先是由女巫来请神，她形容自己“含睇宜笑”，在楚地的祭祀传统中，往往由女巫迎男神，男巫迎女神，而且也有用“色”来迎神的传统。女巫强调自己的美貌与高洁。然后山神到来，他对自己的神的仪仗进行了描述，也只有神才能“乘赤豹从文狸”。如果把男巫的自况词理解看作是“山中人”的自况的话，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说两次“披某某带某某” 的“被薜荔兮带女萝” “被石兰兮带杜衡”。这种对装饰配物的介绍出现了两次，应该是因为两种不同角色的装扮。男巫因为路远来迟，女巫在山上独自等待，于是发出了“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的感慨。女巫猜测他应该是在山间采三秀，石多草盛才没有来得及赶过来的，而男巫则在猜测她那样的芳香高洁，我对她很坚贞，她却不能肯定我的心思。在这里缺句所表达的则是山神对山中人坚贞的情感，就像是《湘君》与《湘夫人》一样，男性表达的是强烈不移的情感，而女性表达的则是痛苦的怀疑情感。这种男贞女疑的感情线索一直延续到了《山鬼》中。最后强调的仍然是女性忧愁的情感。
用表演的方式来解释《山鬼》更能理解文本与祭祀活动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按照祭祀仪式的常规来说，男巫与女巫应该进行娱神的表演，按照《山鬼》的词来进行各种舞蹈动作，但是他们却不一定是祭祀词的朗诵者，所以并没有必要对景物描写的语句进行角色的划分。对于景色描写“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我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民间祭祀山神是因为山神左镇一方，能防止地震、阻挡洪水，如同一种稳定的因素，同时又是因为云积于山，故山神能行云布雨,促使人间粮食丰收。在《山鬼》中，这句景色的描写就意味着山神正在施风布雨。同样的“雷填填兮雨冥冥”，也与山中的风雨有关，山神的行动通过景色得到展示，这会不会就解释了他所不能会见“山中人”的原因，以及“山中人”所发出的“君思我兮不得闲”的感慨也得到了解答。这种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只是作为我对《山鬼》理解的一种猜测和补充。
⑸ 《屈原列传》的主旨
屈原的生平和抄思想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⑹ 屈原《离骚》的主旨含义是什么
《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 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 遇,因此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 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⑺ 屈原离骚的主题思想内容是什么
《离骚》全诗的主题思想，即通过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终生的描写，强烈地抒发了他遭谗被害的苦闷和矛盾的心情，表现了他为国献身的精神，和与国家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和同情人民的感情，表现了诗人勇于追求真理和光明，坚持正义和理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以楚君为首的楚国贵族集团腐朽黑暗的本质，抨击他们颠倒是非，结党营私，谗害贤能，邪恶误国的罪行。
《离骚》作为长篇巨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主要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描述了诗人和当朝统治者的矛盾，即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二是描述了诗人心灵的痛苦和纠结，即进取和退隐的矛盾。
(7)屈原剧本主旨扩展阅读
创作背景：《离骚》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是屈原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创作出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屈原学识丰富，“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远大的理想，对内主张修明法度、任用贤才，对外主张联齐抗秦。
楚国贵族集团中的顽固派不断打击和排挤屈原，使他一生为之奋斗呼号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他就用诗歌倾吐自己的忧愁幽思、绵缠悱恻的情绪。
《离骚》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即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嬃之婵嫒兮”，至“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为后一部分。
前一部分描写屈原对以往生活经历的回顾。叙述屈原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及其生辰名字；描写他自幼就努力自修美德、锻炼才能，并决心报效楚国的愿望；描写他激励引导楚王“及前王之踵武”，使楚国富强的理想，和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
然而由于屈原的政治理想和改革的实践触犯了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招致了他们的重重迫害和打击，诽谤和诬蔑漫天而来，而楚王也听信谗言，疏远和放逐了屈原；就在此时，屈原为实现理想而精心培植的人才也纷纷变质，使屈原的处境极为孤立。
在此情况下，屈原看到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民生之多艰”，而祖国陷入“路幽昧以险隘”的岌岌可危的境地，使爱国爱民的屈原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屈原满怀愤怒地揭露了楚王反复无常，不辨忠奸，昏庸无能的作为；同时揭露腐朽的贵族集团贪婪嫉妒，苟且偷安，背法妄行，结党营私，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罪恶；描写了屈原不向反动势力屈服的斗争精神。
后一部分主要描写屈原对未来道路和真理的探索与追求。首先，女嬃劝他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要“博謇好修”，而要明哲保身；但是屈原通过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古往今来的史实，否定了女嬃建议；于是屈原开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理想的历程。
首先，他上叩“天阍”，却遭到冷遇；接着，诗人下求佚女宓妃、有娀氏女和有虞之二姚，以便上通天帝，然而均都落空，这象征性地说明了争取楚王已经毫无希望了；于是屈原去找神巫灵氛占卜，灵氛劝他去国远游；诗人犹豫不决，又去找巫咸问策，巫咸则劝其暂留楚国待明君而行。
在矛盾的建议中，诗人分析了国内政情，觉得不能久留于黑暗无望的楚国，决定离楚远行；但是，远行的想法又与屈原爱国的衷情发生矛盾，所以在他升天远行时，忽然看到了楚国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形象地否定了离楚的道路，最后诗人决心“从彭咸之所居”，用死来殉其“美政”的理想。
⑻ 郭沫若的（屈原)这部作品的创作主旨是什么
抨击反动派的所作所为
⑼ 涉江 屈原 的主旨是什么
《涉江》诗的主来题思想是《涉江》写自于流放途中，如诗题所示，记述渡江南下、由鄂渚入溆浦时的心情。作品所表达的是对时俗的愤慨和坚持理想、以身殉志的心志，是和《离骚》中“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虽解体吾犹未变”的精神是一脉贯通的。
(9)屈原剧本主旨扩展阅读
这首诗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诗中有一大段记行文字。这段文字描绘了沅水流域的景物，成为中国最早的一首卓越的纪行诗歌，对后世同类诗歌的创作发生了影响。诗中景物描写和情感抒发的有机结合，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
诗歌一开始，诗人便采用了象征手法，用带长铗、冠切云、被明月、佩宝璐来表现自己的志行，以驾青虬骖白螭、游瑶圃、食玉英来象征自己高远的志向。最后一段，又以鸾鸟、凤凰、香草来象征正直、高洁；以燕雀、乌鹊、腥臊来比喻邪恶势力，充分抒发了诗人内心对当前社会的深切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