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与杨士奇
Ⅰ 对杨士奇的评价
没问题，创造仁宣致治的逗三杨地的领军人物。其成长史也是一段标准的励志片。胸怀天下百姓，缔造大明盛世，无愧后世明臣之楷模！
杨士奇（1366～1444），明代大臣、学者，名寓，字士奇，以字行，号东里，谥文贞，汉族，江西泰和（今江西泰和县澄江镇）人。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历五朝，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首辅二十一年。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赠太师，谥文贞。
Ⅱ 为什么说杨士奇是数朝元老
杨士奇（1365～1444），名寓，泰和（今江西泰和）人。惠帝建文元年（1399），经王叔英举荐，被召进翰林院任编纂官，参与修撰《太祖实录》。
杨士奇是历经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1403～1449）的宰辅重臣，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是明朝前期政坛上的杰出人物。他在朝四十多年，一直为内阁重臣，深得历朝皇帝的器重。
从仁宗洪熙元年（1425）到英宗正统元年（1436）出现了“仁宣之治”的较好局面，杨士奇是有功劳的。他待人接物豁达大度，以大局为重，不记私怨。同僚有小过错的，常常为之掩盖。成祖时，广东布政使徐奇把岭南的土特产分送给朝廷大臣，唯独杨士奇没有。有人把徐奇所送礼的大臣名册进呈给成祖，成祖看到上面没有杨士奇的名字，便把他召来询问。杨士奇回答说：“徐奇去广东时，各位大臣都赋诗作文送行，我当时正赶上生病，未能前往送行，因此名册上没有我的名字。而且，各位大臣究竟接受了没有，现在并不清楚，何况还只是一点土产，一定没有其他用意。”成祖便急忙下令烧掉了名册。
杨士奇深知民间疾苦，为相以后，常以国家安定和百姓生活为念。又刚直敢言，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意见。仁宗即位后，有一次向他征求意见，他当即大胆地说：“您下诏书减少各地的岁供才两天，惜薪司却要征枣八十万斤，和诏书相抵触。”仁宗立即命令减半。当时，有人向仁宗上了一道歌颂太平的奏章，仁宗让群臣传阅，大家都认为当今四海升平，值得颂扬，独有杨士奇不以为然。他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因多年用兵，使百姓颠沛流离，还未回归故土，疮痍还未平复，许多百姓得不到温饱，需休养生息多年，才可能过上太平日子。”仁宗很赞同，对其他大臣说：“我以诚相待，希望纠正失误，但只有杨士奇的五次奏章是指出了时弊，而你们都没有一句谏言，难道朝政真的没有错误，天下已经太平了吗？”其他大臣感到很惭愧。
宣宗宣德（1426～1435）年间，很多地方屡遭水旱灾害，杨士奇不仅多次奏请皇帝下诏体恤民情，而且更关心恤民政策的落实情况。有一年，户部无视宣宗的诏令，未减免田地租额，杨士奇便报请宣宗下诏督促减免，对拒不执行者从严治罪。
英宗登位时才九岁，太后一心任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三杨”也总是兢兢业业。英宗正统之始的数年，政治比较清明，这与他们三人是分不开的。
杨士奇爱才重才，知人善任，不拘一格举荐人才。他认为，各级官吏的好坏关系到百姓的安危，应该提拔博学多才、品行好的人当官，要任人唯贤，而不能任人唯亲。经他荐举当官的前后有五十余人，如于谦、周忱、况钟等人，或是卓有政绩，或为一代名臣。
纵观杨士奇的一生，他堪称一位颇有远见的政治家，不遗余力地辅助皇帝实施一系列有益于天下百姓的政治、经济措施，使明朝前期出现了数十年的政通人和局面。
Ⅲ 于谦之死是一种必然，朱祁镇当时有没有能力改变
就是这样一位有功于国家的民族英雄，被狭隘的皇帝朱祁镇给处死了。
Ⅳ 两袖清风的于谦的故事有哪些
于谦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和诗人。他曾先后担任过监察御史、巡抚、兵部尚书等职。于谦作风廉洁，为人耿直。 谦生活的那个时代，朝政腐败，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当时各地官僚进京朝见皇帝，都要从本地老百姓那里搜刮许多的土特产品，诸如绢帕、蘑菇、线香等献给皇上和朝中权贵。
明朝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以权谋私，每逢朝会，各地官僚为了讨好他，多献以珠宝白银，巡抚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
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带有清风！”以示对那些阿谀奉承之贪官的嘲弄。两袖清风的成语从此便流传下来。
《入京》
明代：于谦
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译文：
绢帕、蘑菇、线香这些东西本是供人民享用的，可是因为贪官污吏的搜刮，它们反而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所以我什么也不带，只带两袖清风去朝见天子，免除百姓的不满。
(4)于谦与杨士奇扩展阅读：
写作背景：
明英宗时，贪鄙成风，地方官进京，不带重金厚礼是办不成事的。时任地方巡抚的于谦，却每次进京都是两手空空，连绢帕麻菇之类的土特产也不带上一点。并口占《入京》此诗。
绢帕、蘑菇、线香都是他任职之地的特产。于谦在诗中说，这类东西，本是供人民享用的。只因官吏征调搜刮，反而成了百姓的祸殃了。他在诗中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进京什么也不带，只有两袖清风朝见天了。诗中的闾阎是里弄、胡同的意思，引申为民间、老百姓。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汉族，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钱塘县人。因参与平定汉王朱高煦谋反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担任明朝山西河南巡抚。明英宗时期，因得罪王振下狱，后释放，起为兵部侍郎。
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郕王朱祁钰监国，擢兵部尚书。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决策守京师，与诸大臣请郕王即位。瓦剌兵逼京师，督战，击退之。论功加封少保，总督军务，终迫也先遣使议和，使英宗得归。天顺元年因“谋逆”罪被冤杀，谥曰忠肃。
Ⅳ 历史上对杨士奇的评价
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杨士奇随继父曾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曾在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给。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因学行出众，杨士奇属于应征之列。由此契机，杨士奇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永乐二年（1404），机遇再次光顾了杨士奇，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朱棣由于对《周易》情有独钟，所以对杨士奇格外尊宠，杨士奇的仕途充满了阳光与鲜花。
天有不测风云，杨士奇的仕途一度出现坎坷。朱棣即位之初，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争夺皇太子之位，后来几经周折，才确定长子为皇太子。朱棣却偏偏对其颇有微词，宠爱悍勇好斗的朱高煦，这样朱高煦和朱高燧公开表示不满。在这场争斗中，杨士奇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永乐九年朱棣北征回师，由于次子的谗言，有意找寻皇太子的过失，向杨士奇询问朱高炽的情况。杨士奇并不执意为皇太子辩解，只是说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并举例说：“去年将时享，头风作，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①同时还总结说：“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②无意中表彰了朱高炽宽厚仁爱的个性。结果在卷入争夺太子位的大臣中，处境较好，虽被牵连下狱，但很快被释放，不像解缙因之送了自己的性命，从而顺利地度过了自己从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按照封建礼仪，新皇帝应为过世的皇① 《纪录汇编》卷一二○《明诗评》。
①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帝服丧二十七天。期满的第二天，只有皇帝和张辅、杨士奇三人仍着丧服上朝，满朝文武皆更换服装，由此朱高炽对杨士奇更加敬爱，逐步提拔他为少保、少傅，后又命他兼任兵部尚书，开启了内阁直接插手六部具体行政事务的先例。不久，杨士奇成为内阁首辅，位次列于内阁其他同僚之上，逐渐填补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后留下的巨大的权力真空。
杨士奇与仁宗皇帝关系极为融洽。朱高炽特地赐给杨士奇及杨荣、金幼孜和夏原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杨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拥有了皇帝赐予的特权，对于及时有效地揭露贪污腐化、改善政治风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李庆建议朝廷将军队所属多余军马给予地方官吏，杨士奇上疏反对，朱高炽为了不使他过多树敌，故意没有批准杨士奇的奏折，而借陕西按察使陈智上奏的机会驳回李庆的建议，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见一斑。
杨士奇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极力促使朱高炽变成一个开明有为的君主。
朱高炽监国时，御史舒仲成曾得罪过他，他即位后便想将其治罪。杨士奇认为这样做，将使言官不敢说话，朱高炽于是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大理卿虞谦、大理少卿弋谦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炽，由于杨士奇的调解才没有获罪。言路因此得以畅通，下情得以上达。朱高炽即位后，许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杨士奇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①的社会现实。朱高炽甚为感激，特地创制了“杨贞一印”赏赐给他。朱高炽去世，杨士奇成为当然的首席顾命大臣。
洪熙元年（1425），朱瞻基继承皇位，是为宣宗，他既具备父亲的文才，又具备祖父的武略。“三杨”继续留任内阁，他们定期上朝觐见皇帝，讨论较为迫切的具体事务。他们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递密封的奏议，并对官员呈递的奏议提出适当的答复，供皇帝御批，内阁由此成为皇帝与六部的桥梁，控制了决策权。
“三杨”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曾随朱棣远征蒙古，但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朱瞻基知道后，私下召见杨士奇，问他对此有何看法。杨士奇认为对于边防事务，杨荣比自己精通，所以不要因小过怪罪他。朱瞻基微笑着反驳说，你还为他辩解，他可是经常在我面前指责你的短处。杨士奇马上说：“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②明确恳求皇帝以对待自己的宽厚态度对待杨荣。不久杨荣得知了这一消息，非常惭愧，自此两人便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关系甚为融洽。
朱瞻基登基不久，他的叔父汉王朱高煦发动了武装叛乱。朱瞻基在杨荣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御驾亲征，叛乱很快被平定，朱高煦被处以酷刑。种种迹象表明，朱瞻基的又一叔父赵王朱高燧也与汉王的阴谋有所牵连，杨荣等人主张同加严惩。针对这种纷纭复杂的形势，朱瞻基举棋不定。杨士奇一方面摸透了皇帝的心理，另一方面考虑到政局的稳定，与杨荣针锋相对，指出：“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两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无罪者宜厚待之，疑则防之，使无虞而已，何遽加兵，伤皇祖在天之意乎？”朱瞻基最终点赞了杨士奇的建议，没有追究赵王的责任。赵王主动献出护卫人马，保全了性命，朝廷政局趋向了稳定。
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朱瞻基即位后，还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交阯继续抵制明皇朝的统治。是继续施加军事压力还是撤军，明皇朝左右徘徊。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原吉与将领们主张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杨士奇看到连年的征战造成了国家财政的紧张、百姓的怨恨，于是和杨荣一道力主讲和，认为可以让交阯拥有更大的自治权。他们的主张正中朱瞻基下怀，于是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交阯的叛乱问题。后来几经周折，朱瞻基勉强授予交阯的实际统治者黎利委任诏书和印玺，让他“权署安南国事”，这样既赢得了南部边疆的安定，又为国家节约了大笔军事开支，再次显示了杨士奇的战略眼光。
杨士奇在宣宗朝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内政建设上。长江下游是国家的财赋重心所在，沉重的赋税导致了大量人口的出逃和农民的贫困，成为朝廷非常关心的问题。周干奉朱瞻基之命进行实地调查后，建议减少官田税赋份额，打击税吏的贪污腐败行为，杨士奇大力支持。户部官员由于担心减税会造成国家财源的枯竭，因此极力反对。如何兼顾朝廷与农民的利益，杨士奇选拔了两个干练的行政官员和财政专家周忱与况钟去解决这一难题，周忱受权管理南直隶府，况钟出任苏州知府，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
其一，设立以“金花银”或棉布交纳税粮的制度，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另外特定的折换率的定期调整也保证了国家财源的稳定。其二，征粮的衡量单位标准化，防止了税吏的营私舞弊。其三，每个县设粮仓贮藏征收的税粮，防止粮长在自己的私宅内囤积粮食。其四，征收特定的附加税，用于运输通过运河直达京师的粮食。其五，在每个县设济农仓，储藏地方官在丰年通过平籴法收集余粮，以便在遇到自然灾害和歉收时分发。所有这些措施，基本上体现了藏富于地方、藏富于民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朝廷的财源。
杨士奇还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和政治的清明。他向朱瞻基积极建议，纠察贪官污吏，举荐具备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属于刑家子孙也不例外，并且规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积极为朝廷推荐人才，以便巩固朝廷的根基。杨士奇还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如前述周忱和况钟以及后来赫赫有名的于谦皆得力于他的引荐。在杨士奇等人的努力下，明皇朝一片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朱瞻基自然高兴，每年岁首，他让百官休息十天，自己和杨士奇等大学士赋诗唱和，几乎可以称得上国泰民安了。
宣德十年（1435），朱瞻基去世，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张太皇太后行使摄政之权，极力倚重“三杨”，凡军国大事皆请他们参决。同时她的同乡宦官王振开始控制司礼监，与“三杨”相抗衡。年迈的杨士奇极力支撑危局，施展自己的才能，建议朝廷训练士兵，巩固边防，设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派文武镇抚到各地考察民情，罢除派往各地的特务，减轻百姓的赋税，放宽刑罚，加紧吏治的整顿，使明英宗统治初年继续保持政治清明的局面。王振，少年时自阉进宫，是最早在内书堂受过严格的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太监之一。朱祁镇做太子时，他被派往东宫，成为太子的启蒙老师，他为人狡黠，善于逢迎，赢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即位后，王振成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之一，被亲切地称为“先生”。司礼监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替皇帝管理内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王振通过对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个人控制及司礼监的独特权力开始干预朝政，给杨士奇为首的内阁造成极大的威胁。
王振还很快争取到一批政治盟友，其中包括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锦衣卫因从事军事以及情报和司法工作，成为皇帝手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一，是皇权运作过程中的枢纽所在。此外，王振还赢得了兵部尚书徐晞和王冀的追随，控制了明皇朝的军事力量，开始向杨士奇等人进行挑战。
王振首先攻击杨士奇的盟友杨荣。杨荣好收受贿赂，使王振找到了借口。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侦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才避免了灾难。正统五年（1440），杨荣去世，杨士奇更感势单力薄。
其次，王振又把攻击矛头直指杨士奇。杨士奇的儿子杨稷犯了杀人之罪，王振指使言官上奏皇帝，要求绳之以法。大臣们讨论后将情况通报给杨士奇，杨士奇深感责任重大，请求皇帝准许自己辞职，朱祁镇对他加以劝慰。
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杨士奇更失去了最坚强的后盾，面对王振势力的膨胀，他忧心如焚，积郁成疾。翌年，杨士奇撒手人寰。卒后谥号文贞。
三疑“三杨”名实不符
付俊良
“三杨”，即杨荣、杨溥、杨士奇，他们在任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并使明代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的皇帝办事员转变为具有丞相性质的辅臣，他们因此被史家视为名臣。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可见他们在明代的影响。
但人无完人，在了解明代这一段历史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三杨”的所作所为之中，也有许多与“名臣”不相称的地方。
一疑“三杨”不顾事实，歪曲前人形象。《明太宗实录》卷九下乙丑条中有这样的一条记载：“上至金川门……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祈哀……”方孝孺是“靖难”中的名臣，因不与新皇帝（即永乐皇帝）合作，被灭了“十族”，创造了灭族的“历史之最”。这是史实，但实录中却说他“叩头祈哀”，而身为编修《太宗实录》总裁官的“三杨”对此却置若罔闻，这是名臣之所为吗？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杨”杨士奇还有忘恩负义之嫌，《玉堂丛语》卷八《仇隙》中引有隆庆时的刑部尚书郑淡泉的话：“方逊志宠任时，荐西杨，西杨修实录，乃谤方叩头乞余生”。方逊志就是方孝孺，建文元年受建文帝之命担任修撰《太祖实录》的总裁官，当时杨士奇只是一个读书人，还没有入仕，《明史》本传说他被人举荐参与修撰《太祖实录》。联系到当时方孝孺的身份以及郑淡泉的话，看来推荐杨士奇的人就是方孝孺，但杨士奇在修《太宗实录》的时候却置事实于不顾，歪曲恩人，实乃有损“名臣”的形象。
二疑“三杨”庇护宦官，开启明代太监专政之门。有明一代，宦官活动极为猖獗，而首开宦官专政的是正统朝的太监王振。王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自小就进宫做了太监，英宗从小由他侍候，对他颇为信赖。英宗继位的时候只有九岁，王振“狡黠得帝欢”，“导帝用重典御下”，“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明史·王振传》）。英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觉察到王振的擅权，要把他杀掉，英宗跪下为他求情。看到皇帝下跪，站在旁边的几个大臣也跟着跪下求太皇太后不要杀王振。就这样，本来利刃已经架到脖子上的王振幸免一死（《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而在那些下跪求情的大臣中就有经历四朝的老臣“三杨”。
王振违背成宪（朱元璋定有“宦官不得干政”的祖制），擅权干政，连女流之辈的太皇太后都看出来了，欲维护祖制，而名臣“三杨”怎么就没有一点儿意识呢？
正是因为这个王振，才有后来几使大明陷入绝境的“土木之变”，明代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也从此愈演愈烈，直至明亡。
三疑“西杨”家教不严，致其子侵暴杀人。《明史》称杨士奇有学行。有学行又居高位，杨士奇应该更会“齐家”，但也许是他光顾着国家了，自家的后院却起了火，其子杨稷仰仗老爷子有权，傲慢无礼侵暴杀人，遭到了言官们的交章劾举。碍于杨士奇的面子，皇上并没有立即下旨治罪，但是接着又有人告他儿子“横虐数十事”，皇帝这才下令查治。
好在此时，年老的杨士奇还没有糊涂，为了避嫌，他以老疾告归，皇帝也给了他十足的面子，安慰并且挽留他，杨士奇感激涕零，但毕竟事关儿子的死活，一代名臣最终忧郁而死。
杨士奇死后，其子杨稷被绳之以法。
Ⅵ 明朝名臣里杨士奇能入前五不
没问题，创造仁宣致治的“三杨”的领军人物。其成长史也是一段标准的励志片。胸怀天下百姓，缔造大明盛世，无愧后世明臣之楷模！
杨士奇（1366～1444），明代大臣、学者，名寓，字士奇，以字行，号东里，谥文贞，汉族，江西泰和（今江西泰和县澄江镇）人。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历五朝，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首辅二十一年。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赠太师，谥文贞。
Ⅶ “土木之变”的于谦是大功臣，英宗复辟后，他因何被权奸诬陷而处死呢
朕”即国家，一般情况下是成立的，但并非时时都一致统一，比如“土木堡之变”后的英宗“夺门之变”行为就如此，坚持景泰帝继续执政，就祖宗基业和社稷而言，利益得失分析来看，利大于弊，因此，就此而讲，从公而论，组织指挥“北京保卫战”、妥善应对“土木堡之变”的大臣于谦，反对英宗复辟是非常正确的，但于谦其主张对朱祁镇个人利益而言却又是有碍有害的，因此，于谦的命运就由此决定了，根本原因不在于权臣的诬陷和打压，风评如此，哪是为尊者讳的结果。
就是这样一位有功于国家的民族英雄，被狭隘的皇帝朱祁镇给处死了。
Ⅷ 杨士奇为何历经五朝而不倒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登基后，总会换掉一批人，用来加深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我们今天来说的这位主人公，却是历经五朝，身居高位而不倒，备受皇帝重视。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杨士奇，名寓，江西泰和人。惠帝建文元年，经王叔英推荐，被召进翰林院任编纂官，参与修撰《太祖实录》。与杨荣、杨溥一同辅政，并称“三杨”。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自身以“学行”见长。
杨士奇爱才重才，知人善任，不拘一格举荐人才。他认为，各级官吏的好坏关系到百姓的安危，应该提拔博学多才、品行好的人当官，要任人唯贤，而不能任人唯亲。经他荐举当官的前后有五十余人，如于谦、周忱、况钟等人，或是卓有政绩，或是成为一代名臣。
纵观杨士奇的一生，他堪称一位颇有远见的政治家，不遗余力地辅助皇帝实施一系列有益于天下百姓的政治、经济措施，使明朝前期出现了数十年的政通人和局面。
Ⅸ 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力挽狂澜，瓦剌为何不卷土重来
“土木堡之变”乃是明朝中衰的标志，此役不仅导致京营主力和功勋、武将集团几乎全军覆没，就连明英宗朱祁镇自己也沦为了俘虏，彼时的明朝可以说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幸有于谦力挽狂澜。那么，明英宗复辟、于谦被杀之后，瓦剌为何不卷土重来呢？其实并非瓦剌不想，而是不能也。
“土木堡之变”时天下形势
也先取得“土木堡之变”的胜利，其实有一定偶然因素
明宣宗朱瞻基驾崩之后，年仅八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天子虽然年幼，但内有太皇太后张氏管教，外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辅佐，初期倒也延续了“仁宣之治”的繁荣。然而，随着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先后去世，长期受到压制的宦官王振开始逐步掌权，终成巨患。
也先
2、内因之一：瓦剌内乱也先被杀。瓦剌的崛起，乃是由于鞑靼在明成祖北征中实力大损，以及明朝仁宣年间的战略收缩，崛起虽然迅速，但却根基不稳。而且，瓦剌在蒙元时期不过是黄金家族的姻亲而已，他们并没有过于显赫的历史，无法像黄金家族那样拥有威望和号召力，只能通过武力来征服蒙古各部，虽然通过与黄金家族后裔察合台汗国联姻，获得了一定号召力，但其内部统治仍然比较脆弱。而在北京保卫战之后，瓦剌可汗脱脱不花与太师之间矛盾爆发，也先杀死脱脱不花自立为汗，直接激起了黄金家族及其拥护部落的反感，也先不得已之下向明朝称臣换取支持，结果明朝不仅不承认其为瓦剌可汗，还因称臣而导致声望大损。而也先的重臣阿剌知院又因求取太师之位而被拒绝，再加上与也先有杀子之仇，直接于景泰六年（1455年）发动叛乱杀死了也先。
Ⅹ 于谦在景泰朝受重用，死时没有过剩的财帛，陈汝言为何会有这么多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明代名臣、民族英雄。
于谦家属世居考城（故乡在今河南省民权县程庄镇于庄村）。太祖于伯汉先居山西后迁至姑苏，高祖于夔仕元为官。于谦的曾祖父于九思任杭州路大总管，遂搬家杭州钱塘县承平里，故史载于谦为浙江钱塘人。祖父于文化洪武年间任工部主事，父亲于彦昭隐居故乡钱塘不仕，于谦少年时即敬仰敬慕文天祥的时令，悬文天祥像于坐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
于谦七岁时，有个僧人诧异于他的容颜，说：“这是未来解救时势的宰相。”八岁时，他穿戴白色衣服，骑马游玩。邻家老者觉得很风趣，把玩簸弄他说：“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回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只工致，而且还显显露他非同寻常的气魄。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考取辛丑科进士。
正统年终，杨士奇、杨荣、杨溥掌管内阁朝政，都很注重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早晨便失掉同意，都是“三杨”主理的。但于谦每次进京商量国是时，都是空着口袋出来，那些有势力的人不克不及不感应绝望。
到了“三杨”已逝世，寺人王振开端掌权，横行霸道，毫无所惧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时期，进见王振者，必需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招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物。有人劝他说：“您不愿送金银财宝，岂非不克不及带点本地货去？”于谦洒脱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地写诗《入京》以明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以免闾阎话短长。后于谦入朝，引荐参政王来、孙原贞。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王方才摄政朝议时，右都御史陈镒上奏恳求诛杀王振全族，廷臣一时纷繁呼应。朱祁钰没法做决议，因而命令择时改议，廷臣则抗议不依。此时，王振翅膀、锦衣卫都批示使马顺站出叱斥百官。户科给事中王?忽然带头在朝廷上猛击马顺，众臣纷繁跟从，马顺立即毙命，一时血溅朝堂，而士卒亦声汹欲诛。?王朱祁钰看后大惧，欲起家拜别，于谦挤到?王身前，扶臂疏导道：“马顺等人罪该诛死，打死勿论”，世人听前方止，而此时于谦的袍袖已裂开。在他加入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度恰是倚仗您的时分。今日这么的状况，即便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置不了啊！”在当时，朝廷高低都倚重于谦，而于谦亦决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搏命捍卫的城池前，失掉了他最后的终局――斩决。史载：全国冤之！于谦被杀以后，按例该当抄家，可抄家的官员到于谦家时，才发明这是一项非常简单完成的任务，由于于谦家里甚么也没有，除去生活必需品外基本就没有过剩的财帛（家有余财）。
于谦已死，由石亨的翅膀陈汝言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所干的好事败事，贪赃累计巨万。明英宗召大臣出来看，乌青着脸说：“于谦在景泰朝受重用，死时没有过剩的财帛，陈汝言为何会有这么多？”石亨低着头不克不及答复。不久疆域有警，明英宗满面笑容。恭敬侯吴瑾在旁边伺候，进谏说：“如果于谦在，必然不会让朋友这么。”明英宗无言以对。这一年，徐有贞被石亨诽谤，放逐到金齿口。又过了几年，石亨亦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曹不祥谋反，被灭族，于谦任务得以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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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变成蝌蚪
青蛙的女朋友在超市里买了套化妆品，回家喜滋滋地告诉青蛙说该产品效果如何如何神奇，不但养颜护肤，还会越擦越年轻，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怕青蛙不信，女朋友从瓶内蘸了一点让青蛙擦来试试。青蛙脸色骤变，赶紧往后躲，拒绝道：我怕变成蝌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