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小品文
A. 鲁迅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散文集-----。杂文集-----，-----。
鲁迅主要作品有
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散文集：《朝花夕拾》；
杂文集：《坟》、《热风》、《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花边文学》、《集外集》；
文学论著：《中国小说史略》；
散文诗集：《野草》；
论文集：《门外文谈》。
(1)施蛰存小品文扩展阅读
鲁迅文学特点
鲁迅小说文体的突出特点，是富有开创精神。
以《呐喊》、《彷徨》而论，作者根据不同小说内容的需要，为每篇作品精心寻找恰到好处的体式和手法：有的截取横断面，有的直现纵剖面，有的多用对话，有的近乎速写；有的采用由主人公自述的日记、手记体，有的采用由见证人回述的第一人称，有的则用完全由作者进行客观描绘的第三人称；有的抒情味很浓，有的讽刺性很强，有的专析心理，有的兼表哲理；形式种类极为多样。
正像沈雁冰当年《读〈呐喊〉》一文所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后来的《故事新编》，更属全新的大胆尝试。作者运用古今杂糅、时空错位乃至荒诞、夸张的手法，将神话、传说、历史上的人物还原于凡俗的环境中，寄托或庄严、或滑稽、或悲哀、或憎恶的诸种心态,这是鲁迅借鉴国外表现主义作品而做出的重要创造。
B. 鲁迅到底和多少人吵过架
鲁迅文字抨击过的同行有很多，例如：
梁实秋、陈西滢、林语堂、叶灵凤、郭沫若、徐志摩、高长虹、周作人、胡适、施蛰存、张资平等。
这些人鲁迅抨击的原因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
（1）抨击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如郭沫若、叶灵凤。
（2）因政见不一互相攻击的，如梁实秋、陈西滢、徐志摩、周作人、胡适。
（3）因文风歧异，处世态度不一互相攻击的，如林语堂、高长虹、施蛰存、张资平。
当然，鲁迅一生与人论战甚多，我列举出来的也许只是被抨击的作家中知名度较高的一部分。
顺便简要介绍一下各被抨击者的归宿：
梁实秋：30年代鲁迅去世后，两人的文学论战结束，抗战后梁实秋入川，此后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集《雅舍小品》，建国后赴台任教，又相继写出《雅舍小品》续集，《雅舍小品》三集，还用二十多年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文笔圆润，颇为世人称道。
梁实秋与妻子程季淑生活美满，直至程季淑去世后，还写下了长篇的悼念散文。
梁实秋与冰心交情也甚厚，80年代初岛内误传冰心去世，他当即写下《悼冰心》一文，其情真切，催人泪下，后冰心来信澄清，他即相邀以后交通方便时两人重会，惜未能实现。
梁实秋于1987年在台北平静去世，享年84岁。
陈西滢：30年代初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后辗转海外，也曾在国民政府文化部门中任职。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能摆脱监视盯梢，平安回国，陈凌夫妇二人实有大功。
晚年陈西滢定居宝岛，也颇悔与鲁迅论战，60年代重印杂文集《西滢闲话》，他主动删去了所有关于论战的文章。
1970年，陈西滢病逝，终年74岁。
林语堂：30年代初与鲁迅论战后断交，同时创办《论语》、《宇宙风》等刊物，老舍的《骆驼祥子》全文最早即刊登在《宇宙风》上。
抗战后赴美，长期坚持用英语创作，先后写下了《京华烟云》、《红牡丹》、《吾国与吾民》等优秀作品，成为中美文化的传播使者。
50年代曾短期赴新加坡任教。
60年代后在台定居，其后作品大多收集在《无所不谈一集》、《无所不谈二集》、《无所不谈合集》中。
1975年，《京华烟云》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惜落选。
1976年，林语堂去世，终年81岁，葬于台北阳明山。
叶灵凤：三四十年代作品风格开始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痕迹，并开始转向学问研究，曾参加“左联”。
解放后赴香港，创办《星岛日报》，并长期主编该报副刊“星座”，并著有《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香港方物志》等考证文论。
1975年，叶灵凤在香港去世，终年70岁，家人遵其遗嘱，他珍藏的清版地方县志拒绝了外人的高价收购，所有藏书与史料尽献中山图书馆。
郭沫若：此人一生褒贬不一，但文学界内部普遍都比较鄙视，有“御用”之嫌，晚年不得不在众多运动中随波逐流，1978年去世，终年86岁。
徐志摩：1931年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年仅35岁，但生前众多作品，如《沙扬娜拉》、《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在向哪个方向吹》等诗歌终成脍炙人口的诗篇。
高长虹：莽原——狂飙社的骨干作家之一，30年代后湮没无闻，1949年去世，终年54岁。
周作人：作为鲁迅的二弟，30年代后的作品日趋颓废，抗战时曾有“附逆”的污点，抗战结束后被关押于老虎桥监狱，解放后获释，以后从事翻译工作和撰写关于鲁迅的回忆录，主要作品有《鲁迅笔下的人物》和翻译作品《伊索寓言》等。
1967年，“浩劫”伊始，周作人平静去世，终年83岁。
胡适：30年代后主要以创作游记、自传、回忆录为主，建国后赴台，但很不得志，终生政治观念无法实现。
1962年，胡适在不得志中郁郁去世，终年71岁。
施蛰存：作为“海派”代表作家，心理分析小说大师，建国后因曾与鲁迅论争受迫害，不得不终止文学创作，转为从事翻译、古经文学研究等，一生学术建树颇丰，终成学术巨匠。
2003年秋，施蛰存在上海华东医院平静去世，终年98岁。
张资平：作为“创造社”作家和早期“海派”作家，30年代后文风日趋颓废，作品倾向粗制滥造，抗战时曾任伪职，建国后曾短暂参与制订《化工大全》和地质学教材，1957年被逮捕劳教，1959年在劳改农场去世。
C. 国内优秀文学作品有哪些
1，钱锺书 《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
2，老舍《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是中国作家老舍创作的，是一部表现抗战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活与抗战的长篇小说。该书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胡同内的祁家为主，钱家、冠家以及其他居民为辅，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反抗与顺从的选择，国家与个人的选择种种艰难的选择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3，巴金 《家》
《家》，中国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他两部为《春》、《秋》。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原篇名为《激流》。开明书局于1933年5月出版首本《家》单行本。《家》中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4，余华《活着》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讲诉了在大时代背景下，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活着》是不失朴素粗粝的史诗，斗争与生存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残忍与善良的形象，在余华的笔下，人物在动物本能和人性之间的苦苦挣扎。余华加诸于叙述的那种冷酷的意志，使小说超出了常轨。
5，林海音《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该作品通过英子童稚的双眼对童年往事的回忆，讲述了一段关于英子童年时的故事，反映了作者对童年的怀念和对北京城南的思念。《城南旧事》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通过小姑娘英子童稚的眼睛，来看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文章中的人物最后都离小英子而去，表达了告别童年的悲伤和怀念的情感。
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有种说不出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带领人们重温了当年那笼罩着愁云惨雾的生活。小英子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在文章中，当她发现大人们的良好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时，她天真善良的幼小心灵就愈发显得孱弱。缠绕在文章中那种无往不复的悲剧轮回也就更加令人触目和深省，这也正是该小说显得丰富厚重的关键之笔
D. 李商隐的介绍
李商隐
（约813～约858）
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子。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初学古文。受牛党令狐楚赏识，入其幕府，并从学骈文。开成二年（837），以令狐之力中进士。次年入属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王爱其才，以女妻之。因此受牛党排挤，辗转于各藩镇幕府，终身不得志。李商隐诗现存约600首。其中政治诗感慨讽谕，颇有深度和广度。直接触及时政的诗很多，尤其是《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从农村残破、民不聊生的景象，追溯唐朝200年的治乱盛衰，风格接近杜诗。《安定城楼》和哭刘著诗四首则体现了其政治抱负和愤慨。其咏史诗托古讽今，成就很大。这类诗往往讥刺前朝或本朝君王的荒淫误国，也有的则借咏史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类诗多用律绝，截取历史上特定场景加以铺染，具有以小见大、词微意深的艺术效果。名作如《隋宫二首》、《南朝》。他的抒情诗感情深挚细腻，感伤气息很浓，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李诗抒情，较少直抒胸臆，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其诗往往寄兴深微，余味无穷。但刻意求曲有时也带来晦涩难懂的弊病。他的咏物诗体物工切，摹写入微，能以典型特征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表达事物的内在神韵，寄寓作者的情怀。无题诗是李商隐的独创。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情思宛转沉挚，辞藻典雅精丽。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相见时难别亦难”二首。也有的托喻友朋交往和身世感慨，如“待得郎来月已低”和“何处哀筝随急管”二首。还有一些诗寄兴难明。此外，有少数艳情篇什，轻薄浮艳。这些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亦无统一思想贯穿。多属于诗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绪复杂无法明言的情况，因而统名为“无题”。由于它们比较隐晦曲折，千百年来解说纷纭。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是情深词婉，能于丽中时带沉郁，流美中不失厚重，对后世的诗坛和词坛影响很深。其诗继承面较广。其七律成就最高，继承了杜甫精严顿挫的特点，又融合了齐梁诗的艳和六朝民歌的清丽，以及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其词旨隐晦的作风受阮籍影响；一些长篇古风如《韩碑》接近韩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写景小诗淡语天成，绰约多姿，不失盛唐绝句风味。李商隐是晚唐骈文的代表作家。其骈文属对工整，用事精切，疏密相间，气韵自然。
名作《奠相国令狐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上河东公启》，情真意切，委婉动人。但其骈文多官场应酬文字，内容较贫乏。其散文现存较少。此外，还有一些意在讽世的杂文体短赋。有《李义山诗集》、《樊南文集》和《樊南文集补编》。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唐才子传》，近人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及岑仲勉专文《〈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
著名的钗头凤
其一：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其二：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乾，泪痕残，
欲笺心事，独语斜栏，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尝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
怕人询问，咽泪装欢，
瞒、 瞒、瞒。
这两阕词虽然出自不同的人之手，前一首为南宋著名词人陆游所作，后一首为其前妻唐婉所作，却浸润着同样的情怨和无奈，因为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唐婉与陆游沈园情梦。
陆游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他出生于越州山阳一个殷实的书香之家，幼年时期，正值金人南侵，常随家人四处逃难。这时，他母舅唐诚一家与陆家交往甚多。唐诚有一女儿，名唤唐婉，字蕙仙，自幼文静灵秀，不善言语却善解人意。与年龄相仿的陆游情意十分相投，两人青梅竹马，耳鬓厮磨，虽在兵荒马乱之中，两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仍然相伴度过一段纯洁无暇的美好时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萦绕心肠的情愫在两人心中渐渐滋生了。
青春年华的陆游与唐婉都擅长诗词，他们常借诗词倾诉衷肠，花前月下，二人吟诗作对，互相唱和，丽影成双，宛如一双翩跹于花丛中的彩蝶，眉目中洋溢着幸福和谐。两家父母和众亲朋好友，也都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于是陆家就以一只精美无比的家传凤钗作信物，订下了唐家这门亲上加亲的姻事。成年后，一夜洞房花烛，唐婉便成了陆家的媳妇。从此，陆游、唐婉更是鱼水欢谐、情爱弥深，沉醉于两个人的天地中，不知今夕何夕，把什么科举课业、功名利禄、甚至家人至亲都暂时抛置于九霄云外。陆游此时已经荫补登仕郎，但这只是进仕为官的第一步，紧接着还要赴临安参加“锁厅试”以及礼部会试。新婚燕尔的陆游留连于温柔乡里，根本无暇顾及应试功课。陆游的母亲唐氏是一位威严而专横的女性。她一心盼望儿子陆游金榜题名，登科进官，以便光耀门庭。目睹眼下的状况，她大为不满，几次以姑姑的身份、更以婆婆的立场对唐婉大加训斥，责令她以丈夫的科举前途为重，淡薄儿女之情。但陆、唐二人情意缠绵，无以复顾，情况始终未见显著的改善。陆母因之对儿媳大起反感，认为唐婉实在是唐家的扫帚星，将把儿子的前程耽误殆尽。于是她来到郊外无量庵，请庵中尼姑妙因为儿、媳卜算命运。妙因一番掐算后，煞有介事地说：“唐婉与陆游八字不合，先是予以误导，终必性命难保。”陆母闻言，吓得魂飞魄散，急匆匆赶回家，叫来陆游，强令他道：“速修一纸休书，将唐婉休弃，否则老身与之同尽。”这一句，无疑晴天忽起惊雷，震得陆游不知所以。待陆母将唐婉的种种不是历数一遍，陆游心中悲如刀绞，素来孝顺的他，面对态度坚决的母亲，除了暗自饮泣，别无他法。迫于母命难违，陆游只得答应把唐婉送归娘家。这种情形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合常理，两个人的感情岂容他人干涉。但在崇尚孝道的中国古代社会，母命就是圣旨，为人子的得不从。就这样，一双情意深切的鸳鸯，行将被无由的孝道、世俗功和虚玄的命运八字活活拆散。陆游与唐婉难舍难分，不忍就此一去，相聚无缘，于是悄悄另筑别院安置唐婉，陆游一有机会就前去与唐婉鸳梦重续、燕好如初。无奈纸总包不住火，精明的陆母很快就察觉了此事。严令二人断绝来往，并为陆游另娶一位温顺本分的王氏女为妻，彻底切断了陆、唐之间的悠悠情丝。
无奈之下，陆游只得收拾起满腔的幽怨，在母亲的督教下，重理科举课业，埋头苦读了三年，在二十七岁那年只身离开了故乡山阴，前往临安参加“锁厅试”。在临安，陆游以他扎实的经学功底和才气横溢的文思博得了考官陆阜的赏识，被荐为魁首。
试获取第二名的恰好是当朝宰相秦桧的孙子秦埙。秦桧深感脸上无光，于是在第二年春天的礼部会试时，硬是借故将陆游的试卷剔除。使得陆游的仕途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风雨。
礼部会试失利，陆游回到家乡，家乡风景依旧，人面已新。睹物思人，心中倍感凄凉。为了排遣愁绪，陆游时时独自倘祥在青山绿水之中，或者闲坐野寺探幽访古；或者出入酒肆把酒吟诗；或者浪迹街市狂歌高哭。就这样过着悠游放荡的生活。在一个繁花竞妍的春日晌午，陆游随意漫步到禹迹寺的沈园。沈园是一个布局典雅的园林花园，园内花木扶疏，石山耸翠，曲径通幽，是当地人游春赏花的一个好去处。在园林深处的幽径上迎面款步走来一位绵衣女子，低首信步的陆游猛一抬头，竟是阔别数年的前妻唐婉。在那一刹间，时光与目光都凝固了，两人的目光胶着在一起，都感觉得恍惚迷茫，不知是梦是真，眼帘中饱含的不知是情、是怨、是思、是怜。此时的唐婉，已由家人作主嫁给了同郡士人赵士程，赵家系皇家后裔、门庭显赫，赵士程是个宽厚重情的读书人，他对曾经遭受情感挫折的唐婉，表现出诚挚的同情与谅解。使唐婉饱受到创伤的心灵已渐渐平复，并且开始萌生新的感情苗芽。这时与陆游的不期而遇，无疑将唐婉已经封闭的心灵重新打开，里面积蓄已久的旧日柔情、千般委屈一下子奔泄出来，柔弱的唐婉对这种感觉几乎无力承受。而陆游，几年来虽然借苦读和诗酒强抑着对唐婉的思念，但在这一刻，那埋在内心深处的旧日情思不由得涌出。四目相对，千般心事、万般情怀，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次唐婉是与夫君赵士程相偕游赏沈园的，那边赵士程正等她进食。在好一阵恍惚之后，已为他人之妻的唐婉终于提起沉重的脚步，留下深深的一瞥之后走远了，只留下了陆游在花丛中怔怔发呆。
和风袭来，吹醒了沉在旧梦中的陆游，他不由地循着唐婉的身影追寻而去，来到池塘边柳丛下，遥见唐婉与赵士程正在池中水榭上进食。隐隐看见唐婉低首蹙眉，有心无心地伸出玉手红袖，与赵士程浅斟慢饮。这一似曾相识的场景，看得陆游的心都碎了。昨日情梦，今日痴怨尽绕心头，感慨万端，于是提笔在粉壁上题了一阙“钗头凤”，这就是开头所提到的第一首词。
随后，秦桧病死。朝中重新召用陆游，陆游奉命出任宁德县立簿，远远离开了故乡山阴。第二年春天，抱着一种莫名的憧憬，唐婉再一次来到沈园，徘徊在曲径回廊之间，忽然瞥见陆游的题词。反复吟诵，想起往日二人诗词唱和的情景，不由得泪流满面，心潮起伏，不知不觉中和了一阙词，题在陆游的词后，这就是开头提到的第二首“钗头凤”。
唐婉是一个极重情谊的女子，与陆游的爱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结合，却毁于世俗的风雨中。赵士程虽然重新给了她感情的抚慰，但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与陆游那份刻骨铭心的情缘始终留在她情感世界的最深处。自从看到了陆游的题词，她的心就再难以平静。追忆似水的往昔、叹惜无奈的世事，感情的烈火煎熬着她，使她日臻憔悴，悒郁成疾，在秋意萧瑟的时节化作一片落叶悄悄随风逝去。只留下一阙多情的《钗头凤》，令后人为之唏嘘叹息。
她本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恋情和回忆。人道是：
离多最是，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
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犹如梦魂中。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佳会更难重。
细想从来，断肠多处，不与者番同。
此时的陆游，仕途正春风得意。他的文才颇受新登基的宋孝宗的称赏，被赐进士出身。以后仕途通畅，一直做到宝华阁侍制。这期间，他除了尽心为政外，也写下了大量反映忧国忧民思想的诗词。到七十五岁时，他上书告老，蒙赐金紫绶还乡了。陆游浪迹天涯数十年，企图借此忘却他与唐婉的凄婉往事，然而离家越远，唐婉的影子就越萦绕在他的心头。此番倦游归来，唐婉早已香消玉殒，自己也已至垂暮之年，然而对旧事、对沈园依然怀着深切的眷恋。常常在沈园幽径上踽踽独行，追忆着深印在脑海中那惊鸿一瞥的一幕，这时他写下了“沈园怀旧”诗：
其一：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帐然。
其二：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疑是惊鸿照影来。
沈园是陆游怀旧的场所，也是他伤心的地方。他想着沈园，但又怕到沈园。春天再来，撩人的桃红柳绿，恼人的鸟语花香，风烛残年的陆游虽然不能再亲至沈园寻觅往日的踪影，然而那次与唐婉的际遇，伊人那哀怨的眼神、差怯的情态、无可奈何的步履、欲言又止的模样，使陆游牢记不忘，于是又赋“梦游沈园”诗：
其一：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其二：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此后沈园数度易主，人事风景全部改变了昔日风貌，已是“粉壁醉颗尘漠漠”，唯有“断云幽梦事茫茫”。陆游八十五岁那年春日的一天，忽然感觉到身心爽适、轻快无比。原准备上山采药，因为体力不允许就折往沈园，此时沈园又经过了一番整理，景物大致恢复旧观，陆游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最后一首沈园情诗：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此后不久，陆游就溘然长逝了。
封建礼教摧毁了陆游的纯真爱情，但它无法阻止陆游对爱情的想往和歌唱。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无力回天，只能把一怀愁绪、一腔悲愤倾泄在于事无补的词中。一首《钗头凤》挽回不了陆游的爱情世界，但它成了千古绝唱。
时过境迁，沈园景色已异，粉壁上的诗词也了无痕迹。但这些记载着唐婉与陆游爱情绝唱的诗词，却在后世爱情的人们中间长久流传不衰。
京剧传统剧目，本剧剧情：南宋时，山阴才子陆游，幼与表妹唐蕙仙互订婚约。唐蕙仙稍长，父母病逝于四川任所。陆母唐氏命陆游弟兄接唐蕙仙至山阴。唐氏素信佛，常往娘娘庙焚香礼拜。庙主不空，借佛隐身，蓄养众小尼暗操贱业。见唐蕙仙貌美，乃与秦桧之侄罗玉书密谋，图将唐蕙仙献于秦桧以尽逢迎之能事。不空诡言唐蕙仙妨克长上，只有舍入尼庵才能解救，唐氏果为所惑，于陆游弟兄赴试之际，将唐蕙仙赚入庙中。唐蕙仙进庙，怒斥不空，因此备受折磨。山阴侠士宗子常，早闻不空恶迹，遣义士独孤策潜入庙中杀死罗玉书，并将不空等赚入庄中杀死。唐蕙仙受惊昏迷，宗子常在其身边拾得陆游所题诗扇一柄，知其为陆游未婚妻，决定待陆游返里时从中成全。陆游临安赴试，为秦桧所忌，摈之落第。归家后以不得唐蕙仙音信，甚为所感，矢志不娶，而唐氏却四处托媒与之另求婚配。宗子常疑陆游无义，定计于沈园一试其心。陆游于园中窥见唐蕙仙，甚为惊疑，遂题《钗头凤》一词于帕，寄与唐蕙仙。唐蕙仙读之，大恸成疾。宗子常知二人情深，邀陆游兄陆子逸往说唐氏。唐氏醒悟，同意迎娶。花烛之期，唐蕙仙因久积闷郁，病已垂危。缺月终未得圆，致成千古遗恨。
三十余年前，在北京演出时，偶读陆放翁词赋，见《钗头凤》一阙，哀婉缠绵，言言血泪，深为所动。放翁为宋代爱国诗人，不屈奸佞，力主抗金。但在腐朽的南宋王朝里，君昏臣佞，秦桧等勾结金人，卖国求荣，放翁雄心虽大，壮志难伸，半生郁郁不能得志。其毕生可歌可泣之事甚多，而在个人生活中最不幸的遭遇，则是与表妹唐蕙仙的婚姻悲剧。《钗头凤》词即为此而作。
我（荀慧生）因甚喜其词，又颇同情其事，乃编写成剧。意图通过唐、陆悲剧，揭露封建制度、封建婚姻的毒害。然据周密《齐东野语》及陈鹄《耆旧续闻》所记，言唐蕙仙被逐于姑，改适宗室赵士程，放翁遇之于沈园，因赋《钗头凤》一阙题壁间，并引陆放翁晚年所作“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等诗为证。我以为唐蕙仙果若再醮，陆放翁未必如此追慕，念念不忘。历史上讹传之事不鲜，宋人笔记不足信之事甚多，如徐梦华《三朝北盟会编》，称鄂王夫人再适，王遣韩良臣以钱遣之，读者笑其妄诞。再如李清照再适张汝舟事，几乎众口一词，后人据《金石录后序》考证，乃知全属虚文。我以为陆、唐二人若洁身自守，以待来日重逢，会使戏剧性更加浓厚，感人更甚，并能激起观众共鸣。我因爱重陆、唐二人，而搬演此剧，更本着爱重之意塑造其人，因此另辟蹊跷，写唐蕙仙被逐流落尼庵，为宗子常所救，设法使其与陆放翁重圆。不意完婚之日蕙仙病笃，终成遗恨。并将《钗头凤》原词谱入戏中，以增声色。此为当时尝试之作，旧日皮黄中尚无此范例。
此剧于一九二八年编成，同年八月二十六日首次演出于北京开明（今民主）戏院。自饰唐蕙仙，金仲仁饰陆游，张春彦饰陆子逸，赵桐珊（芙蓉草）饰秋香，马富禄饰不空。此后历次演出，深得好评，被称为荀派五大悲剧之一。
最初改编本中本无陆游怒打恶尼不空一场，后来金仲仁先生鉴于此剧悲剧气氛浓重，观众心情过于压抑，不稍作调剂，戏易于温，因而建议增添这一细节。演出后台下效果甚佳。近年来，在实践中感到原本场子较多，还有精炼压缩必要，戏的主题及陆母唐氏性格应再加鲜明。因此重新加工整理，删除或合并其中零散场子，并作适当丰富，以求主题思想更加突出。改编本于一九六一年定稿。
E. 中国20世纪的自由主义文学资料
第一篇：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文学的评价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是指20世纪20和30 年代以自由主义的人生理念和文学本体论的美学理念为追求的一股文学思潮。它既反对当时国民党策动的“民族主义”的党化文学，也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标榜文学的独立和自由，强调文学的个体意识，反对文学的功利倾向，主张文学同政治保持距离。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与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相伴而生、同步发展,几乎贯穿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全过程。
对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文学做出评价，曾经出现过两种态度。一种倾向是简单化地否定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认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及其影响下的创作不过是“假借‘自由’招牌来反对无产阶级文学”,“是用来粉饰自己替反动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法而已”。另一种倾向则是脱离当时具体时代环境,抽掉文学的社会性,从所谓“纯粹文学尺度”出发,不适当地夸大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价值和影响,甚至企图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导地位而代之。这两种倾向都是对历史和真理的偏离
要正确的对20世纪的自由主义文学做出评价，我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进行了解和评析。
一是自由主义文学发生的背景。它滥觞于封建旧文学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新文学建设初期,而在左联时期达到了高潮。当时以文学革命为发端的新文学运动,对封建旧文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同五四文学的历史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思潮可以说是新文学由启蒙的文学向“文学”的文学转换的产物，是新文学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这样一个逻辑过程的结果。五四以后的旧军阀专政和1927年后的新军阀专政, 在文化思想领域内都实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统治。因此,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对现实政治的隔膜,一方面是针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反动统治当局的,也是与现实反动政治不协调的表现。文学与现实政治的不协调,使自由主义作家不愿变文学为现实政治的奴婢,但又不能和无力提出更有力的未来社会政治理想来与现实政治对抗,于是只能遁入自由主义一路。
二是自由主义文学的成分。自由主义文学的成分比较复杂，大体可以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受胡适影响的“新月派”文学；二是受周作人影响的“京派”文学；三是从左翼文学分化出来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四是被称为“海派”的实际属于不同流派的都市文学作家；五是一批深受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影响而又游离于其他文学派别的作家、批评家。
“新月派”文学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京派”文学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从左翼文学分化出来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出现了自称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胡秋原、苏汶(杜衡)之流发动的新的攻击。这些人和“左联”有过交往，有的曾是“左联”成员；苏汶译过苏联文艺创作和论著，胡秋原一再声称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是从朴列汗诺夫(普列汉诺夫——引者)……出发，研究文艺的人”，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作为自己文章的副题；他们甚至声明并不否认文艺的阶级性，而只是作为“自由的智识阶级”和“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的代表，向革命作家要求“文艺自由”。
“海派”作家群落的形成，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1926年3月，刘呐鸥从日本青山学院毕业回国，到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班插班入学，结识班内同学杜衡、施蛰存、戴望舒等。1928年9月，他们合作办起《无轨列车》杂志， 1929年9月，由施蛰存、戴望舒、徐霞村、刘呐鸥任编委的《新文艺》杂志问世， 1932年5月，施蛰存受现代书局之托主编的《现代》杂志创刊，标志着这些作家构成了一个有实力的流派集结，此外，相随而起的海派作家尚有黑婴、禾金等；他们的作品多登载在《新时代》、《文艺月刊》、《小说》等刊物。
三是自由主义文学兴起的原因。（1）新文学在经历了启蒙精神的洗礼后，有一种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自然要求，同时也需要在文学的艺术领域真正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一要求在五四时期曾表现为创造社、周作人等的文学主张，到三十年代转化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2）就文学常态而言，走出启蒙文学的主流形式后，文学不能只是简单地变换为左翼文学。它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一种多元结构的存在，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恰恰代表了这样一种对文学的多元价值取向的追求。（3）在启蒙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声音中，还需要更多的声音来充实新文学这部交响乐，这些声音则分别借助于自由主义这样一个共同的渠道流淌出来。在自由主义文学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家代表了当时文学的先锋倾向和现代主义创作要求，体现了中国文学同世界文学的广泛联系。
我们以往的文学史和学术研究，对20世纪20、30年代出现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一思潮一般被定位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学思潮，把它们看作是同左翼文学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相对立的。因此，在评价上，总的来看是批判过多，研究较少；偏见较多，理解较少。这种情况自90年代以来有所改变，但是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即一部分研究者完全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自由主义文学给予了超过其实际情况的过高评价，甚至有人利用重新评价自由主义文学来完全否定左翼文学、否定鲁迅。今天看来，这两种倾向都是应该值得注意和避免的。
第二篇：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文学评介
一、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
自由主义思潮发端于西方17世纪末叶，它的基本含义是“尊重个体自由、强调思想宽容”。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主张民主主义，在个体的伦理道德上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强调温和与节制，它反对任何激进的态度，对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自由主义怀有深深的恐惧和敌视。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秩序混乱，价值观芜杂。自由主义对于“人性”和“理性”表示强烈关注，强调自由思想与独立意识的思路，得到部分社会精英阶层人士的认同。许纪霖先生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严格而言发端于五四时期。……大批经历了英美和欧陆自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和西方思潮的大规模东渐，自由主义遂在中国成为显学，并铸造了五四及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灵魂”。受到这一思潮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出现 。他们与主流政治疏离，以精英姿态向社会独立发言，通过各种媒介向社会传播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逐步介人了20世纪初中国的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不可避免地，这一思潮也渗人了当时的中国文坛，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
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发端的五四时期，可视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开拓期，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关注的是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探讨，更注重以自由主义启社会之蒙，而对自由主义文学的创作观念及艺术表现普遍关注不够。到了五四之后，20世纪20至40年代，则可视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阐述较全面、彻底;出现了如语丝、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京派等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刊物和派别;而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废名、沈从文等自由主义文学作家，“不仅在观念上突破了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束缚，而且在艺术上努力追求个性的表现，自由的表达”，自由主义文学至此有了实际的突破。
1、语丝派
所谓语丝派，是指周作人一派的讲“趣味”的作家而言。语丝社的组织，是在五卅的前一年：出版《语丝》周刊，由孙伏园主编。领导人物是鲁迅及周作人，孙本来主编《晨报》副刊，鲁迅也常在上面撰稿。有一次，鲁迅做了三段打油诗，题材《我的失恋》，据说是因为看见当时“哎呀哎呦，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不了晨报中的某君，认为不能刊载，将稿抽去了。伏园因此愤而辞职。过了几天，他提议自办一个周刊，这就是《语丝》。
他去邀了十六人负责撰稿，除周氏兄弟外，尚有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冯文炳、孙福煕、等。定名《语丝》，据说是有几个人，人已取一本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便是名词。语丝派由此成立。
2、京派
京派产生于30年代，这时“五四”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国文化和政治中心都已经转移到上海，留在北京等地的作家便处于一个“文化边缘”的地位，这种地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成为文化边缘的北京虽然比较沉闷，但北京毕竟是文化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在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浓重的文化氛围为那些志趣相投的作家重新集结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
第二，处于文化边缘的北京，远离时代的中心，加上这里的作家大多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较少沾染上商业和党别的味道，所以，比较容易形成一种平和、恬静的创作心态。此外，这些知名高校里的著名学者教授大多拥有雍容高贵的气质，喜尚扎实稳健的文风，因此，在对时代和社会的态度上也大多趋于保守。
第三，在文化边缘中能够甘于寂寞继续坚持创作的作家，大多是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特别看重文学的独立价值，对于那些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业性的倾向，都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态度，有意识地与各种流行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
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3、新月派
新月派是自由主义文学中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
新月派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为了实现这一理论原则，新月派诗人在诗歌艺术上做了有益的尝试，首先是客观抒情诗的创作，即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为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然后再用想象来装成那模糊影像的轮廓，把主观情绪化为具体形象。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它是针对当时的新诗形式过分散体化而提出来的。这一主张奠定了新格律学派的理论基础，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主创造的时期。 新月派后期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4、论语派
现代文学流派。因《论语》半月刊而得名。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后来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主要代表人物为林语堂。
5、第三种人
以苏汶为代表“第三种人”作家群体是20世纪前期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他们的文艺思想既异于现代评论派的自由文艺思想，又有别于林语堂、周作人自由文艺观。他们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重心是艺术真实论，提倡文学的自由品格，主张艺术多样性，关注文学的高品位。
6、现代评论派
1924年，胡适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称为现代评论派。其成员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群众革命运动。1927年7月，《现代评论》迁至上海，遂由原来依附于北洋政府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
三、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
1、 语丝派成员个人创作风格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比如鲁迅和周作人就有明显的区别。郁达夫对两人作品进行比较说，鲁迅的作品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但总的来说，《语丝》刊物本身也形成了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体散文为主要形式，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
语丝体作品主要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周作人）、《竹林的故事》、《桃园》（冯炳文）、《表弟的花园》、《理想的伴侣》（许钦文）等
2、新月派代表人物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的主要作品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落叶》（徐志摩）、《红烛》、《剑匣》、《色彩》、《死水》、《发现》（闻一多）、《夏天》、《草莽集》、《永言集》、《王娇》（朱湘）等。
徐志摩的回国初期所写的诗大都收集在《志摩的诗》这本诗集里。《志摩的诗》中有些诗流露出感伤没落情调，如《落叶小唱》、《残诗》等篇，但大多数诗篇内容健康，格调清新，形式也活泼自然。在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年代，诗人对苦难者怀有人道主义的同情，写了《古怪的世界》、《先生先生》等饱含悲愤情绪的诗篇，以近乎写实的手法，描述了世道崎岖、人间疾苦。诗人目睹凄凉的社会景象，在诗中写道：
我独自的，独自的沉思这世界古怪——是谁吹弄着那不
谐的人造音籁？
诗人不理解这种灾难的的来源，将希望寄于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道路中，这种空泛的向往，曾经是五四时代许多青年共同的心声。
代表徐志摩艺术成就的，是那些并无明显社会内容的抒情诗。如《山中》一诗，写深夜月下的“我”思念远在山中的爱人：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
有更深的静。
我想攀附月色，
化一阵清风，
吹醒群送春醉，
去山中浮动；
吹下一针新碧，
掉在你窗前；
轻柔如同叹息——
不惊你安眠！
诗人将浓烈的思念，化为奇妙的想象，在凝练的诗句中，生动细腻的表现出爱人之间梦一样美丽的感情。诗音节和谐，想象丰富，比喻贴切，构成优美的意境，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为我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闻一多是新格律诗的积极倡导者，诗人曾赴美留学，在归国后，军阀的罪恶统治激起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如《发现》：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这是闻一多式的爱国诗篇！感情是如此炽烈，又如此深沉，如此秾丽，又如此赤诚！
3、京派代表人物沈从文的主要作品《边城》，描绘湘西少数民族地区风土民情，具有鲜明的个人创作特色。《边城》以川湘边境的小山城茶峒及其附近的乡村为背景，描写一个撑渡船的老人和她的外孙女的生活，以及外孙女与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之间曲折凄婉的爱情故事。小说围绕着老船夫和外孙女的故事，对偏僻边城的自然景致、生活风习和人物性格作了有声有色的描绘，地方色彩极为浓郁。小说的细节描写，从日常生活到节日活动，从平凡无奇的摆渡到引人入胜的龙舟竞赛、水中捕鸭子，都写得逼真而生动，构成优美而含有纯朴风味的风物人情画。是当时京派的优秀代表作。
4、自由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还有《祝土匪》、《京华烟云》（林语堂）、《梅雨之夕》、《春阳》（施蛰存）、《金锁记》、《倾城之恋》（张爱玲）等。
四、自由主义文学的影响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化运动中表现为两层意义上的解放。一是道德伦理的解放，属于较低一层的解放；再就是个性的解放，也即是人的心智自由和天赋才能的发挥，倾向于更高一层的心灵自由、个性飞扬的一面。在20世纪的“五四”时期，自由主义对于人文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张扬与中国摆脱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束缚的要求是一致的。自由主义在这个特殊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带动一大批知识分子进行自由主义文学创作，对当时的青年树立独立自主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F. 沈从文《边城》的读后感 和 好句摘抄与赏析
以我心换你心 始知相忆深
——读沈从文《边城》有感
因着“爱”与“美”的特质，我被沈从文身上那股独特的气质所吸引，既富于幻想，又在心灵上积淀着沉痛隐忧。他是个很喜欢强调自己农村背景的作者，在《习题》里他这样写道：“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读完《边城》，我才似乎向他迈进了一大步，理解了他心中的“爱”，领悟了他笔下的《美》。小说中湘西秀丽的风景画和清新、淡远的牧歌情调深深感染了我。
在小说中，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的边城茶峒，青山绿水，美不胜收。秀丽的自然风光教化着茶峒白塔下两个相依为命的摆渡人。外公年逾古稀，却精神矍铄。翠翠情窦初开，善良而清纯。他们依着绿水，伴着黄狗，守着渡船，向来往船客展示着边城乡民的古道热肠。谁又能想到，在这古朴而绚丽的湘西画卷中，铺衍的竟是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爱情故事。翠翠与外公失散，幸得美少年傩送相助，从此翠翠平添了一件不能明言也无法明言的心事。正是“以我心换你心，始知相忆深”而愿“两心永相依”的美好爱情的萌芽，谁知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了翠翠。为了成全傩送与翠翠，天保外出闯滩，不幸遇难，傩送也因此离开翠翠驾舟出走。疼爱着翠翠并为她的未来担忧的外公终于经不住如此打击，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溘然长逝。翠翠守着渡船深情地等待着那个用歌声把她的灵魂载浮起来的年轻人，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翠翠也知道“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她也希冀，“也许明天回来！”，令人无限感慨。
翠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那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以及她清澈纯净的性格。她天真善良，温柔恬静，在情窦初开之后，便矢志不移，执着地追求爱情，痴情地等待着情人，不管他何时回来，也不管他能不能回来。那白塔绿水旁翠翠伫立远望的身影，是如此的娇艳灿烂！我虽理解傩送的出走，却也不能释怀他的出走，因着他的决定最后让一个人的悲剧变成了三个人的悲剧！这不禁令我想起韦庄的那首《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一寸相思一寸灰，翠翠的爱情不若词中女子那般冲动炽烈，却也分外耀眼，志不可夺。她一生都在用她那份脉脉的温情守候一段飘渺的希望，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这段爱情，是如此可悲、可叹、可敬！
此外，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也鲜明可爱，跃然纸上。古朴厚道的老船工、豁达大度的天保，豪爽慷慨的顺顺，热诚质朴的杨马兵……他们都是美好道德品性的象征，都体现了理想人生的内涵。这里的人们无不轻利重义、守信自约；酒家屠户，来往渡客，人人均有君子之风；“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理和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比起物欲横流、纷繁复杂的社会，这里俨然是一派桃源仙境，令人无限神往。
读完《边城》，不能不被沈从文笔下湘西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美好的文化精神所打动。那幽碧的远山、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篁、质朴的百姓以及这美好的边城所发生的那段爱与守候的故事，将永远在我心中闪耀美好的人性光辉！
《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边城》以清末时期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爱情故事。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
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河街虽有“一营士兵驻老参将衙门”，有地方的“厘金局（税收征稽）”，却仿佛并不存在，林林琅琅“五百家”，各处是一片繁忙的劳作、古朴的店铺、悠闲的生活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的纤夫……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河街上，就连妓女也为世风所感，“永远那么浑厚……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在远远的一个人身上，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这些客观生动的描写，反映了沈先生凤凰县生活的深厚基础，当年对“河街”生活细腻的观察，对湘西民俗风情的谙熟，直观与遐想的特写抓住精彩的瞬间，给人以鲜活的生活场景。“河街”上虽有三教九流，以及“纤夫” 、“船夫” 、“妓女”等生活在最低层的民众，但做为当年“新文化”的杰出作家，也许是为了爱情主题，未提及阶级对立或社会矛盾。
我们虽然仅仅是从文字上了解湘西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未必真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边城》却是沈先生描述的类似于陶渊明笔下的现代“桃花源”，与当时“争乱”的外世隔绝，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先生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边城》塑造的主人公渡船少女“翠翠”，是纯洁美丽的化身，是《边城》美好的灵魂：“爷爷”老船夫是淳朴厚道却也倔强的老人，他为翠翠美丽而自信骄傲，为了翠翠嫁一个好人家，他不计地位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交错。前清解甲流落军官“顺顺”凭着一些积蓄经营木船，事业兴旺发达，又因大方洒脱，仗义慷慨，诚信公道，被众举为“掌水码头”一方豪杰绅士。他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受父亲江湖风范教育熏陶，在浪里行船摔打锤炼，皆成为江湖“岳云”式聪明英俊少年。在渡溪或“逮鸭”的竞技后，兄弟二人心中都是与翠翠一见钟情，深深爱上了美丽的翠翠，“二老”傩送为追求翠翠宁可要条破渡船而不要那座“新碾坊” 。“大老”天保在与翠翠提亲的一次次混沌不清的“马路” ，“车路”推辞中，决不放弃对美的追求，执着的兄弟二人互明心事后，毅然甘愿站在月夜山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边城》是一幕爱情的悲剧，看似文字轻松酣畅的流淌，实则笔墨浓晕幽幽的凝重，她的感人正是爱情悲剧的美丽。沈先生笔下的妙龄翠翠，细腻的再现了一个少女春情朦胧的心里变化，生动的刻画了少女羞涩的恍惚与冷漠。由于从未有过母爱和做为女性的涉世，心理孤独的翠翠面对痴心爱情不知所措，一次次含蓄埋没，躲避推脱，终于忧郁等待竟是一场悲剧。山崖上再也听不到天保和傩送兄弟月夜的山歌，天保在漩涡中溺水身亡，傩送悲痛之际又不愿接受家中“新碾坊”的催逼，去了遥远的“桃源”地方。在这令人心碎的时刻，爷爷在吃了掌水码头“一闷拳”的怨恨后，那个暴雨雷鸣的夜晚，碧溪岨的白塔终于倒塌，翠翠唯一的亲人，辛劳一生的老船夫在睡梦中带着忧虑和期待撒手西去。翠翠在杨马兵等人述说中，明白了一切，她痛哭了一个晚上，可是那如歌的岁月似白河流水滔滔而去。
《边城》的结尾也挥洒的十分悲壮幽深，意境深沉：“到了冬天，那个圯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歌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先生诗歌般精妙的几笔点缀，给人留下了悠长的惋惜和无限的牵挂期盼。
读沈从文《边城》之随想
昨晚看完了沈从文的《边城》，说不出的感觉，心里好像有点堵。庆幸自己生活在今天—— 一个可以不必再压抑情感、不再那么缓慢的时代。当然，也被文中秀美、恬静的自然风光和纯朴的民风所深深吸引，仿若自己也成为边城的一员，呼吸着那里纯净的空气。
其实，了解一个社会的生存状况，从男女之间的婚恋关系中最可明晰，虽呈现的是男女间的关系，可暴露的却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道德的状况。男女间那源于自然的神秘吸引，中间隔着整整一部人类的艰辛历史。
美丽的边城，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其实还是一个人性受束缚程度较低的环境，可是，我们依然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身上感受到深刻的历史痕迹——那已经深植于中国人血脉中的痕迹。
翠翠，一个青涩、情窦初开的女孩儿，她的羞涩是自然的、不做作的，但却是中国几千年道德、文化在每一个女人血液中的沉淀——是的，是经济文化的产物，而非原初性的；是属于东方的，而非人性的；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而非动物的本能。——是的，那深刻在女性血脉中的面对男性的自卑，那压抑真实感情、等待幸福降临的被动，都是人类几千年历史所赋予女性的性别特质。
那位深爱着孙女、渴望孙女能够得到幸福的善良、可爱的老船夫，亦无法跨越历史和时代所赋予他的局限性。为了孙女的亲事，他内心所呈现出的渴望、焦虑、自尊、自卑、掩饰、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矛盾、挣扎——是那样令人痛心和无奈。是的，他岂是在与自己的内心斗争？他是在与整整一部人类历史较量，他怎能超越时代给孙女一份自己把握的了的幸福？—— 最后，老船夫带着一生巨大的遗憾走了，他无法把握女儿的幸福，亦无法把握孙女的幸福。而翠翠，除了等待幸福，还能有第二条可以通向幸福的路吗？
其实，这岂是发生在一个边城的故事？这难道不是中国几千年来天天在发生的故事？那坐在溪边高岩上默想的又岂是翠翠？那难道不是千百年来无数渴望幸福的女人？
是的，谁能把握自己的幸福？谁又能跨越历史享有不受时代束缚的幸福？——男人与女人的真正相遇，中间真的是隔着千山万水、隔着一部厚重而艰难的人类成长史。可那样的一天真的值得期待、值得向往，因为，那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日子，那是人类走出历史阴影的日子，那是人类不仅在物质上也是在精神上真正丰盈的日子——尽管路还很长，但值得人类不竭地追求和向往。
忽然就被那些大胆直白的、洋溢着青春喜悦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间那一点不古典、一点不含蓄的“我爱你”深深打动！竟至要流泪了——因为想到了翠翠。
《 《边城》读后感
生活是活动的，图画是静止的。生活供以人生命，图画供以人欣赏。
农村山城是一幅静止的图画。千年万年不变。生活里面的人叫画中人。他们在社会上地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画中一切于画外的人永远充满向往。
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记载：问今是何时，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些无论魏晋的人的生活在别人眼中却是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怡然自乐。
沈从文也有文《桃源与沅洲》说：“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既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力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遗民的必多，这文增添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至于住在那里的人呢，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也从不曾有人遇着遗民或神仙。”
农村的确只是失意人酒后的谈资或闲暇人的雅兴。至于生活在那里的人呢，却无人以为自己是神仙和遗民。他们生存在所谓的世外桃源，承载着图画的完美与历史的厚重。他们无法摆脱如画般静止的命运与生活。这潜在流动的悲剧命运。
《边城》里那一种沉重古老静止的边城风景，以及边城小人物的生活状况，如画。而画中的人物呢？
茶峒，小溪，溪边白色小塔，塔下一户人家，家里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太阳升起，溪边小船开渡，夕阳西沉，小船收渡。这生活无形中就够成了一幅图画，有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意象与味道。
它们沉淀了恢弘沧桑，沉寂凄婉的悲壮。
作为图景，有永不褪色的鉴赏价值，浓厚的乡土气息。作为真实，却有它无法承载的厚重。作为生活其中的人更是另种悲凉，无奈。
翠翠的母亲与一个军官私生下她就早死去，父亲她刚诞生起就远去。从小相伴翠翠的是黄狗，爷爷，渡船，渡口以及对母亲依稀回忆。成年累月感受的是临溪石头，天光日月，河风。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的黑黑。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动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鼬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俨然图景中一道风景。她生活在这亘古不变的图画里。
风和晴朗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往水中抛去，镞的使身边的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张着耳朵听祖父讲城里很多年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做成的竖笛含嘴里吹迎亲送女的曲子……
遇到过渡的是新娘。翠翠必争着做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的攀缘缆索让船缓缓过去。花轿到岸拉，翠翠必战在小山头，目送这些远去，方回转船上，把船靠近近家的岸边。独自哼唱或采一把野花束在头上装扮新娘子……
平静，古老而祥和，自然朴实。
然而翠翠却是敏感脆弱，孤独忧伤的。
倘使爷爷死了……吊脚楼上的曲声与这幽怨的心思相对应。倘使爷爷死了，会有户人家等着她？这是她唯一透破这图画的路？引出了翠翠心中隐秘幽暗的一段爱情故事。笔触冷静平淡，语句没有任何宣染艳丽。白描淡淡的不能再淡。然而白描中仍看到结果的厚重。隐秘忧伤的是他们的爱情没有开始就消失。翠翠不做声，心中只想哭，可是没理由可哭。祖父再问下去，便引到了翠翠死去的母亲……老人说了一阵，沉默了……
原来来做媒的是为老大。而站在对溪高岸竹林里为她唱歌的却是老二。老二想做云雀，老二有诗人性格。翠翠喜欢老二不喜欢老大。文字总在二老是为要一座碾水房还是一只渡船着游动，在渡船上爷爷反复询问中延续。老二爱翠翠，喜欢翠翠，他在碧溪阻为她唱了一十七个晚上的歌。他认定自己命中就是个撑船的。翠翠感觉生活太平凡了，感到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翠翠梦见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浮起来，上悬崖摘了一把虎耳草。
而先说媒的是老大，老大却死去了。翠翠还不知怎么回事就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老二因为家庭的阻力，舍弃翠翠下桃源去。翠翠的爱情破灭。爷爷死了，她仍与黄狗来弄渡船。
整个只在一幅平静沧桑的的图画中。给人无以承受的悲呛，无以承载的重量。画外多少人对这种白描的图画不感兴趣？不会想象那里是个世外桃源？但有多少人真正去过文中所表叙的生活？生活不是图画。生活需要流动。
到了冬天，那个塔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茶峒。凄凉朴素，忧伤结束了。
所有心思浮动，所有山川日月沉静入画中，凝结画中。沉积它厚重的背景：世外桃源还是小山城？小山城是世外桃源，可那种生活却不是想象的。所谓无论魏晋的人从不知自己是神仙和遗民。生活不同图画。
《边城》读后感
《边城》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边城》也许是作者努力建构的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
一、人性的张扬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现代文明已经渗透进边远偏僻的湘西，作家感到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淳朴善良的民风将难以维系。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文学作品中构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小庙而已。”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塑造了一群闪耀着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这也许是作者对人性美的热着与热爱的表现，作者是极力张扬人性中善的一面的。在小说中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等都有所展现，一切都充满了善，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环。
二、命运的无奈
小说中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一部极力张扬人性美的小说却以悲剧而告终，这不能不使读者陷入无边的怅惘。作者自己曾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
故事中5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6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沐浴着湿润与和谐的水边小城，朴实、率真的人们在和谐的环境中自然地生活着。比如翠翠，思想是那样的单纯，没有任何杂念，气质中透着自然美。所以“文明”社会古旧的礼法与习俗在自然人性面前难以施威。然而，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乎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仿佛一切的一切冥冥之中都是命运的安排。现在和过去的、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常人都是无法解释而又无法摆脱。所以说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
处处闪耀人性光环的小说却是个悲剧的结局，生活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的湘西人却处处受命运的摆布，快乐、自由生活的人们都有一种难解的凄凉……也许就是这一点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才提升了这部小说的阅读价值吧。
乡下人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并非现实乡下人的写照，而是沈从文在回忆湘西时，对乡下人的一种理想化描写，沈从文自称“我是一个乡下人”， 对乡下人的想象基本囊括乡下人的所有方面。
自然的性爱观，乡下人对性的直言不讳，是沈从文写他们的原由之一，乡下人的性爱炽热、真诚，哪怕是水手和妓女的性爱同样充满生命的激情，柏子劳累一月所的工钱全给了妓女，妓女对水手的爱同样是一种畸形的忠诚。在《阿黑小史》中，阿黑与五明的性爱得到父亲的认同，年轻人，非要变成一个人，似乎没有不可以的理由。这与城市人形成鲜明对比，不注重物质。
自然的人生观，《三三》《萧萧》等文章中，人物生活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约束。
边城生活的单纯：……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安于生活，或许有些小市民主意，但那却是惬意的，真实的，快乐的，纯朴自然的
一、山水美
《边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副画面：“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一只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小说中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物，都自然而又清丽，优美如画让人如入梦境，无不给人美的享受。
二、风情美
沈从文在《边城》描绘了一幅他童年记忆中、理想世界中的美丽湘西地域风俗画。这幅风俗画是优美的、精致的、奇丽的，它蕴涵了湘西边地的自然风光、社会风俗、人际关系、人情人性等等，积淀着深厚博大而又神秘瑰丽的楚文化。
沈从文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因此，《边城》中就有了一个质朴而又清新的世界，一个近乎“世外桃源”式的乡村社会，表现出仁厚、纯朴的土性乡风。他笔下的湘西是这样的：中秋节，青年男女用对歌的形式在月夜下倾吐爱意；端午节，家家锁门闭户，到河边、上吊角楼观赏龙舟竞赛，参加在河中捉鸭子的活动，“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鸭子的主人”；正月十五，舞龙、耍狮子、放烟火，“小鞭炮如落雨的样子”，小城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这种氛围里生活的人们质朴而又善良,任何剑拔弩张在这里都显得格格不入。
在划船比赛中，胜利的队伍可以得到一枚小银牌，在边城之外，总会有人计较谁会得到它，但是在边城人看来，银牌不拘缠到船上哪一个人的头上，都显出一船人合作努力的光荣。在边城，没有争名夺利。
“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最熟悉的是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非但熟悉，而且是热爱。”施蛰存如是说。
三、人性美
边城的人民是“一群未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人，他们保持着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纯朴勤俭的古老民风。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沈先生努力建构了一个充满自然人性的世外桃源，创造的人物闪烁着人性中率真、美丽、虔诚的一面，边城的人民就是人性美的代表。
在《边城》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淳朴、勤俭、友善、和平的景象。“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多少年。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文章在写到掌管水码头顺顺时说：“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既正直和平，又不爱财”。在说到两位年青人的时候，又写得是那样受人欢迎：“结实如小公牛……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而更让人称奇的那只小狗也格外显得乖巧、懂事：“有时又与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与祖父一同动手，船将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
主人公翠翠是其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她是湘西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灵，“她在风日里成长着，皮肤黑黑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如水晶，自然抚养着她，教育着她。”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边城的风日、山水，使她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聪慧温柔，且带几分矜持、几分娇气的少女。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傩送远走他乡，爷爷溘然长世，她痛苦悲伤但并没有倒下，她谢绝船总让她住进他家的好意，她像爷爷那样守着摆渡的岗位，苦恋着并等待傩送归来，充分表现她性格坚强的一面，展现着柔中有刚的美，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命运作持久的抗争。
《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这里人性皆真、皆善、皆美，由每个人身上所焕生的人性美、人情美营造了这个世界，这里看不到邪恶、奸诈和贪欲；这里有贫富区分和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别，但他们都互相亲善着、扶持着；这里也有矛盾，但那决不是善与恶的冲突；小说结局是悲剧性的，但也绝非是奸邪之徒所致。
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边城》在一首清澈、美丽但又有些哀婉的田园牧歌中，为人类的爱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在这样一篇美丽的文字之中，我们更能感受到一种似乎已为我们所陌生的自然、优美、健康的人性，那种如大自然本身一样凝重、明慧而又本色真实的人生形式。因此，读这样的作品，我们获得的不只是文学艺术的美的享受，更有着对我们心灵人性的滋养与疗补。
G. 李商隐的文学常识
李商隐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
生平
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
早年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仕途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
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属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成员。这桩婚姻使他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但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开成四年-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也随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乡后不久即病故。
其晚年的丧偶和官场失意时他笃信起佛教。
社交
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
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
与仕途生计有关的人物。包括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互相酬和诗友。包括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
政见或信仰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礼节性的交游或亲戚之间的来往。包括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事。
与令狐楚的交往
在父亲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相当艰苦的环境，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影响力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进入一个社交圈。李商隐凭借才华、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十六岁，他就开始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交往，将自己的作品散发给他们阅读，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也许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从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又有非常微妙的距离感。李商隐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但他从不会放松到忘记时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当然，与其说李商隐谨小慎微地保持了距离，倒不如说令狐楚的态度给定了双方交往的界限。
在与令狐楚交往的过程中，李商隐学会了如何与既有身份又欣赏自己才华的人融洽相处。这样的人对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乐、老师、长辈、上司、赞助者……简言之，他们会对其个人仕途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爱情
李商隐画像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
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
柳枝。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在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失约了。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宋华阳。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溪诗谜》中[5]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锦瑟。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锦瑟》诗，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有人猜测“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儿，李商隐在令狐家受学期间，曾与她恋爱，但终于没有结果。
荷花。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
王氏。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
诗歌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
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
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
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诗风
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无题诗
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7]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
《无题》（八岁初照镜）
《无题》（照梁初有情）
《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
《无题四首》（来是空言；飒飒东南；含情春畹晚；何处哀筝）
《无题》（相见时难）
《无题》（紫府仙人）
《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帷深下）
《无题》（近知名阿侯）
《无题》（白道萦回）
《无题》（万里风波）
另有5首在目前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
有些研究者（如杨柳[9]）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许多人倾向于将《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诗与无题诗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写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过隐晦的笔触表现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事实上，正是这种一言难尽的情形，使得无题诗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都试图对这些诗的真正含义作出解释。然而没有一个人的注解能够非常令人信服的阐明诗中的涵义。
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10]，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
文章
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3]。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鹤龄、徐炯、冯浩、钱振伦、钱振常、张采田、岑仲勉、刘学锴、余恕诚等人，先后从《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辑、考证而得到的。最新的汇编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
笺注
由于李商隐诗意比较隐晦，因此一些李商隐诗的爱好者尝试着为这些难懂的诗注解。宋代蔡绦《西清诗话》里提到刘克笺注李商隐诗；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里提到郑潜庵编《李商隐诗选》；明代唐觐《延州笔记》里提到张文亮注过李商隐诗。但这些注本或选本都没有流传下来。事实上，在明末之前，李商隐诗的笺注并不算多。金元时期的文学家元好问曾感叹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也曾为李诗作注，清朝初年，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删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补了很多，完成《李义山诗注》三卷。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隐诗歌的完整注本。此后又经过陆昆曾（《李义山诗解》）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详注》）等多人的注解考证，已经能够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对于许多诗的涵义仍然没有定论。
在文章整理方面，李商隐曾自编《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不存。清朱鹤龄曾辑录《文苑英华》等书，编成《李义山文集》，但有明显的疏漏。清徐树榖、徐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两人分担了笺、注的工作，成书《李义山文集笺注》，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注本。之后，冯浩又对《李义山文集笺注》进行考订改编，著《樊南文集详注》。钱振论、钱振常兄弟从《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冯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两百多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
影响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在当时颇有影响。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清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关于李商隐对后世的影响，可以参看吴调公《李商隐对北宋诗坛的影响》、《李商隐在清代的余波绮丽》、王玉祥《李商隐对苏曼殊诗的影响》、王兆阳《论李商隐的诗对词的独特风格形成的影响》、刘学锴《李商隐诗与唐宋婉约词》等论文。
传说
与李商隐有关的传说，散见于后世的史料笔记中。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记载：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个重阳节，李商隐拜访令狐绹，恰好令狐绹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曾经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陈诉旧情，希望得到提携，都遭到对方的冷遇。感慨之余，就题了一首诗在令狐绹家的厅里：“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委婉地讽刺令狐绹忘记旧日的友情。令狐绹回来看到这首诗，既惭愧又惆怅，于是令人将这间厅锁起来，终生不开。后来又有人说，这首诗令狐绹恼羞成怒，很想铲除题诗的墙壁，但由于这首诗里有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楚”），按照当时的习俗，他无法毁掉诗作，就只好锁上门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隐。
宋姚宽《西溪丛语》中记载唐末流传的一个故事：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游玩，有人提议以木兰为题作诗。于是众人一边饮酒一边轮流赋诗。这时，突然出现一位贫穷的书生，口占一绝：“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吟罢隐身而去。大家都感到惊奇，后来得知，这人就是李商隐的鬼魂。在另一个版本（宋李颀《古今诗话》）中并没有鬼魂出现，是一群诗人在长安聚会时，有人朗诵这首诗，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就是李商隐。
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中说：白居易晚年非常喜爱李商隐的诗，曾经开玩笑地说：希望我死后能够投胎当你的儿子。后来李商隐儿子衮师出生，李商隐为他取小名叫“白老”。
宋李颀《古今诗话》中记载：北宋杨亿、刘筠等人互相以诗唱和，创立“西昆体”，以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著名。当时有一位职业演员扮演李商隐，穿着破烂的衣服，对别人说：杨亿他们生生撕破了我的衣服。引起大家的笑声。有人用这个故事来讽刺“西昆体”诗派对李商隐的继承是生吞活剥。